陈伯达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时局动中周恩来曾外祖父怎么样支配新加坡时势

1967年5月以后,揪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
“揪军内走资派”的暴风雨一阵紧于一阵。全国处于“风雨如磐暗故园”的军阀混战情景。  中央已经授权给江青[太阳集团,注:
江青的人生是不寻常的一生,她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联盟“四人帮”,使中国经历了十年内乱。-jiangqing]、陈伯达的中央文革对地方各级政府夺权,但部队的夺权没有林彪[注:
林彪,军事家,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曾参加南昌起义、湘南武装起义。在井冈山时期先后任营长、团长、军长、军团长等职。]的点头认可绝对不行。所以江青请“尊神”林彪授权。林彪与叶群一番密谋后,认为是好事一桩,江青有求于我们,我们也有求于她呀,何乐而不为?5月27日,林彪授意《人民日报》发表了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和林彪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一封信,授权江青插手部队。  4月16日,江青说“成都[注:
成都市-成都市,简称“蓉”,别称“锦城”、“锦官城”,自古被誉为“天府之国”,是中国四川省的省会,中国中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行政级别为副省级。]、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接着,武汉造反派头头就绑架了武汉军[注:
汉军 拼音: 解释: 1.汉王刘邦的军队。 2.汉朝的军队。
3.元代汉人编成的军队。
4.清旗籍的一种。凡汉人于明季降清者?o依满洲兵制?o编入汉军各旗。]区政委钟汉华,还要揪司令员陈再道。然后林彪、江青派遣王力、谢富治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到武汉支持造反派冲击军区。同时,为了制造气氛,林彪、江青在北京举行了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支持武汉造反派“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江青对河南[注:
河南,简称“豫”,省会是郑州。位于我国中部偏东、黄河中下游,处在东经110°21′
~116°39′,北纬31°23′~36°22′之间,东西长约580公里,南北长约550公里。]造反派头头讲要“文攻武卫”,上海文汇报发文号召“文攻武卫”。然后中央文革王力、关锋、戚本禹布置大专院校造反派聂元梓[注:
聂元梓(1921年–),女,河南滑县人。其兄聂真为中共滑县组织创始人之一,受其兄影响,聂元梓于1938年在晋城华北军政干校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的“震怒”,使北京的政治气候骤变,林彪和“中央文革”们各自设法从一场政治危机中滑脚,相互推诿责任。于是,江青和陈伯达寻找着替罪羊。

、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等派战斗小分队纷纷出京串联各地造反派“揪军内一小撮”,冲击各地军事机关,抢夺解放军的枪支弹药,挑起大规模武斗事件。南京揪斗了军区司令许世友。江青、康生、陈伯达决定趁毛泽东[注: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笔名:子任,曾用名:二十八画生、李德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卓越的领导者,政治家、军事家。]离开北京的机会批斗“刘邓陶”夫妇,把中南海围了个水泄不通。  “八一”节前,林彪、江青授意《红旗》杂志发表关锋起草八一社论“要把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臭”,“这是目前斗争的大方向”。那时候听说毛主席要他们“还我长城[注:

  ※        ※         ※

  就在“揪军内一小撮”之声甚嚣尘上时,1967年8月12日,从上海传来毛泽东的批示,使林彪和“中央文革”陷于一片惊惶之中:

  毛泽东看了《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写了“大毒草”三个字!

  毛泽东批示:“还我长城!”

  “长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称,谓之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也。

  毛泽东还在林彪送审的一份准备下达全军的文件上,圈去了多处“军内一小撮”字样,批示:“不用”!

  透过这些批示,又一次表明,毛泽东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因为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在那种年月被吹成“一句顶一万句”,而他批评《红旗》的“八·一”社论是“大毒草”,犹如一颗原子弹落在《红旗》杂志编辑部!

  说实在的,早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便曾亲笔加上了这样的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照毛泽东此言,则不是“揪军内一小撮”,而是“揪军内一批”了!

  在“七·二○事件”刚发生时,被匆匆护送到上海的毛泽东,也曾十分恼怒,说了一些过分的话。

  不过,毛泽东很快就冷静下来,说“七·二○事件”不是“兵谏”,不是什么“谋害主席”,不是“反革命事变”,他也不是“住到贼窝里去了”。毛泽东说,“七·二○事件”

  “不过是要以王力作为人质,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这时,毛泽东的话,就比较客观、准确了。因为当时中央定下的方针,不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而“百万雄师”抓去王力,也就是要中央改变对于“百万雄师”的方针。

  也正因为毛泽东对“七·二○事件”有了比较正确的判断,所以1967年7月26日,在北京高呼“打倒陈再道”之际,毛泽东在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中,在陈再道的名字之后,亲笔加上“同志”两字,在那样特殊的岁月,加“同志”两字,便意味着陈再道的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所加的这两个字,救了陈再道一命!对于“揪军内一小撮”这口号,应当说,毛泽东也有一个察觉、认识的过程。如前所说,早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便已指出军内有“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亦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此时林彪、江青、陈伯达等强调“揪军内一小撮”,却是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心转移到军内。

  “揪军内一小撮”,使军内陷入了混乱之中。毛泽东明白,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级党委可以瘫痪,各级政府可以瘫痪,唯军队乱不得,瘫痪不得,军队是“文革”得以进行的保证,是“钢铁长城”。

  哦,毛泽东怪不得惊呼:“还我长城!”

  毛泽东的“震怒”,使北京的政治气候骤变,林彪和“中央文革”们各自设法从一场政治危机中滑脚,相互推诿责任:

  林彪马上闭上了“尊口”,好在他是“副统帅”,树大根深,一时倒不了,他溜到北戴河避暑去了!

  江青是“第一夫人”,虽说毛泽东不时批评过她,但不管怎么说,她也是一时倒不了的。

  康生是个老滑头。7月25日,康生告诉过王力,他曾打电话给汪东兴,请示过毛泽东。康生说:“主席同意开‘欢迎大会’,也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这时,康生改口了:“我打电话请示主席,主席只同意开‘欢迎大会’,没有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

  叶群这位“第二夫人”,这时也赶紧为“公子”林立果开脱。叶群让林立果给江青写信,说“红尖兵”的文章中,本来只提“党内一小撮”,那“揪军内一小撮”是先前没有的,是后来别人加上去的。

  是谁加的呢?除了那几位“大秀才”,还会是谁呢?

  江青和康生联合起来,一古脑儿把责任推到了陈伯达头上。

  陈伯达再度处于政治危机之中。比起林彪、江青、康生来说,陈伯达的风险度最大:

  第一,他是“舆论总管”,《红旗》总编,他要为那许多“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负责;第二,那篇“大毒草”———《红旗》“八·一”社论,是他亲笔签发的;第三,他在1967年2月10日受到毛泽东批评之后,好不容易喘过一口气来,地位仍不稳。

  陈伯达求救于“第一夫人”。陈伯达毕竟已是“第四号人物”,何况又是“中央文革”组长,倘若陈伯达倒台,势必会在全国引起一场反对“中央文革”的浪潮。于是,江青和陈伯达寻找着替罪羊。

  ※        ※         ※

  姚文元回上海以后,传来更为严峻的消息:“主席说,这一回一定要追究责任!”

  陈伯达慌了,赶紧推卸责任:“《红旗》‘八·一’社论是林杰起草的,王力、关锋审定的!”

  ※        ※         ※

  江青密派姚文元前往上海。当时,江青在钓鱼台王力的房间里,姚文元来找江青,问她去上海的任务。江青对姚文元说:“现在的权都由总理掌了,会议由他主持,由他向主席汇报,主席指示也要由他转达。你回上海,要摸摸主席的底。”

  姚文元回上海以后,传来更为严峻的消息:“主席说,这一回一定要追究责任!”

  陈伯达慌了,赶紧推卸责任:“《红旗》‘八·一’社论是林杰起草的,王力、关锋审定的!”

  江青、康生也觉得这时候把王力、关锋推出去替罪最合适:在“七·二0事件”之后,王力红得发紫,跳得也很高。特别是在1967年8月7日,王力在钓鱼台16楼接见了外交部的姚登山(原中国驻印尼大使,后来成为外交部的造反派头目)和群众组织代表,说了一通批判外交部长陈毅的话,对陈毅造成很大压力。王力讲话记录被印成传单,广为流传,成为炮轰陈毅的重磅炮弹,王力也因这次8月7日的讲话博得一个雅号,曰“王八七”!显然,抛出王力替罪,是很合适的。

  很快,有人提供了新的材料:早在1967年1月,《解放军报》发表的“宣传要点”中,便已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个“宣传要点”清样上亲笔签字的是胡痴,另外还用铅字排印着“王力、关锋、唐平铸”。当时的王力刚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关锋管《解放军报》,这下子,说明王力、关锋早在1967年1月便已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更是罪责难逃。

  于是,把王力、关锋的问题向毛泽东汇报,追究责任便究到王力、关锋头上,江青、陈伯达趁机滑脚了。毛泽东同意了从“中央文革”中“剥”去王力和关锋。

  康生连夜翻查了王力的档案。王力原名王光宾,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介绍人是谷牧。他曾在东北军六六八团做统战工作,当时党组织负责人是谷牧。在“文革”中,谷牧被打成“特务”。康生看了王力的档案,便把王力定为“国民党特务”。另外,康生还把王力定为“五·一六”组织的“黑后台”。

  康生显得“过分”地“积极”了。其实,康生来个落井下石,内中有他的心事——他跟王力、关锋的关系毕竟太密切了。早在四十年代,当康生担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党委书记时,王力和关锋也正在那里工作。王力任渤海的土改工作总团团长兼党委书记,还挂了个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名义。关锋则担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长。虽说那时他们只是一般的工作关系,但表明他们之间的历史渊源颇深。后来,在与苏共论战中,王力同康生在一起工作,一次次共赴莫斯科谈判,一次次一起起草文件。当王力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时,主管中联部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正是康生。当时有人说王力是“康生的人”,这话虽不见得准确,不过倒也反映了王力与康生关系相当密切。也正因为这样,康生在王力即将倒台时,忙于洗刷自己,表白自己,不顾一切地踹王力一脚!

  王力在当时便曾观察到康生特殊的心态,如王力所回忆的那样:

  “江青决定抓我时,康生很害怕,当天上午,我有一件事要请示康生,听康生的秘书李鑫说:‘不知为什么,康老整整三天没吃饭了。’我和康生相识20多年,1960年后朝夕相处。他诬陷我是特务和反革命阴谋组织的组织者之后,他自己也害怕了!”

  陈伯达呢?虽然他跟王力的关系不及康生那么密切,不过来往也是够多的。平日不大愿意送字给人家的陈伯达,曾亲笔写了对子送王力:“十下莫斯科,稳坐钓鱼台”。这“十下莫斯科”,指王力十次去莫斯科谈判,而“钓鱼台”则是双关语,因为当时写作班子住在钓鱼台。这个对子,原是郭沫若送康生的:“七下莫斯科,稳坐钓鱼台”。陈伯达借用了郭沫若的话,改了一个字。在王力即将倒台时,陈伯达厚着脸皮,向王力讨回自己的题字!因为陈们达明白,王力一倒台,势必要抄家,一旦抄出这些题字,一定会使自己尴尬!

  ※        ※         ※

  “追究责任”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江青在会议结束时宣布:“王力、关锋从今天起请假检讨!”“请假检讨”,亦即隔离审查的另一种“美妙”的说法。于是,威名显赫一时、列为“中央首长”的王力和关锋,即刻失去了自由。

  ※        ※         ※

  在王力被康生确定为“国民党特务”之后,关锋也被定为“特务”。那事情有点蹊跷突兀:在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总部被另一个红卫兵组织砸掉时,在那里的桌子里发现一张反动传单,传单上那讲话的口气完全是国民党的口气。不知怎么搞的,红卫兵发现传单背面写着一个电话号码以及“周瑛”两字。一查,那电话号码正是关锋家的,而周瑛正是关锋之妻!于是,一时轰传关锋是“特务”!

  王力和关锋作为“大左派”,作为“中央文革”的“大员”,原本注定要被人民所唾弃,扫进历史垃圾堆。不过,他们在倒台时忽地成了“特务”,则连他们做梦也未曾想到……

  “追究责任”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那是1967年8月20日下午2时,在钓鱼台16楼召开“中央文革”扩大会议(不是传说中的“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会议重要,“中央文革”成员张春桥、姚文元特地从上海赶来出席。周恩来坐在会议主席的位置上,他的两边坐着“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和顾问康生。杨成武、吴法宪也出席了会议。叶群原定出席会议,说是身体不好,没来。

  江青宣布开会,说这次会是“中央文革”的“生活会”,主要批判王力和关锋。康生作了长篇发言,主要批判王力。康生历数王力之罪:反军乱军、毁我长城,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然后追溯到“文革”前,说王力是刘、邓、王(即王稼祥)的“三和一少”路线的黑干将(注:“三和一少”即对帝、修、反要和,对民族解放战争、革命运动以及民族独立国家的支援要少)……然后追溯到解放前的历史问题,来了个新账老账一起算。

  陈伯达也作了长篇发言,主要针对关锋。陈伯达与康生如出一辙,同样历数关锋的老账和新账,然后把《红旗》杂志那篇“八·一社论”的责任,一古脑儿推给了关锋。

  会议当中,发生了颇为有趣的小插曲。江青在批判关锋时,忽然说了那么一句:“你以为你是第一个提出刘少奇是路线问题的人吗?那是我告诉你的,这是主席的意见。”

  其实,那是1966年8月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时,关锋给江青写了一个条子,说与刘少奇的斗争是路线斗争。江青把关锋的条子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颇为欣赏关锋的意见,立即把关锋的条子作为大会文件印发了。后来,把刘少奇派工作组的问题“上线”,成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初就是出自关锋这张条子。

  关锋的条子立即引起林彪的注意。林彪派叶群去找关锋,问了关锋家的电话号码和地址,从此林彪与关锋建立“直线联系”。此后,林彪让关锋管《解放军报》,甚至曾提名关锋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林彪拉拢了关锋,在“中央文革”中建立自己的势力。江青看出了关锋的“离心倾向”。关锋呢?也知道林彪与江青之间又拉又矛盾的关系,所以每逢林彪召见他,他总拉上“中央文革”的一两个人到林彪那里去,怕是单独去了,江青会猜疑他与林彪有什么密谋。

  也正因为这样,江青在批判关锋时,不忘“追本溯源”,提及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关锋的那张写给她的条子。江青把“发明权”归于毛泽东———“是主席的意见”,“是我告诉你的”!

  基于同样的原因,叶群称病不来开会。因为叶群来开会,势必要对打倒关锋表态,未免显得尴尬……

  如此这般地算老账,算新账,会议竟“马拉松”一般,直至8月31日凌晨2时才结束。

  江青在会议结束时宣布:“王力、关锋从今天起请假检讨!”

  “请假检讨”,亦即隔离审查的另一种“美妙”的说法。于是,威名显赫一时、列为“中央首长”的王力和关锋,即刻失去了自由。他俩被软禁于钓鱼台二号楼,“闭门思过”。在一个多月前,王力还是“文革”的“功勋演员”,是在天安门广场受到百万人欢迎的“英雄”,眼下连电话也给拆除了,切断一切跟外界的联系,成了阶下囚。这两位写惯社论的“大秀才”,如今忙于写检讨了。

  林杰也与王力、关锋同时“请假检讨”。

Post Author: admin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