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高校近代史研讨所

太阳集团,陈玉成是太平天国杰出的年轻的领导人,他领导的太平军曾经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敌人虽然说他:“貌甚秀美,绝无杀气,”(《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资料丛编》但却畏之如虎,骂他“最亡命,”“最可恨者。”(《贼情汇纂》,《太平天国》“近世罕有其匹”,惊呼“此贼不灭,两湖未能安枕。”(戴德坚《蓬莱馆尺牍》,《与陆箫士书》)

1860年太平天国西征,其目的在于攻武汉,解安庆之围,以保天京。这是太平天国后期一次重大的军事战略活动。它的失败,造成了安庆失陷,天京危急。史学界普遍认为西征是正确的,其失败原因主要是李秀成消极参战,贻误战机造成的。(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下册;牟安世《太平天国》;王戎笙等:《太平天国运动史》。)有的则认为是英国的干涉造成的。(王戎笙等:《太平天国运动史》。)我认为上述二说不是第二次西征失败原因,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整个战略决策的失误。现从以下几方面来谈我的看法。

关于陈玉成的评价,史学界对他后期战略失策的研究尚不够深入,对其如第二次西征,安庆保卫战,投奔苗沛霖被骗等几个问题,都认为陈玉成无错,即便是有不当之处,也大多认为是客观原因造成的。本文除了阐述他在太平天国革命中的巨大贡献外,同时指出上面几个问题正是他后期的失误,从而来全面地评价陈玉成。如有不正之处,请读者指正。

对军事形势判断的错误

陈玉成是广西藤县人,原名丕成,天王“见其忠勇”,特地赐名为玉成。他自幼父母双亡,金田起义时,年仅十四岁的陈玉成就随叔父陈承瑢到金田参加革命,至二十六岁遇难,都是在戎马倥偬的光辉战斗生活中度过。

1860年,虽然太平军取得三河大捷,攻下杭州,以“围魏救赵”战略,再破江南、江北大营,缓解了天京危机。但是,太平军已经丧失了长江水上的控制权,而湘军越战越强,清方已控制长江上游重镇武汉,开始包围安庆,太平军在江南统治并不巩固,整个形势,从根本上说对太平天国并不有利。

陈玉成从金田起义打到南京后,被提为左四军正典圣粮,职同监军。1854年他被派随韦俊在武昌增援,当时,太平军围攻武昌已经好几个月,陈玉成侦知城内粮尽,敌军饥疲,即带五百多壮士从梁子湖绕到武昌东面,缒城而上,摇旗一呼,奋击清军,清军数千人立刻惊散,夺门出走,遂克武昌。陈玉成以首登之功,超升殿右三十检点,并受命统陆军后十三军,水师前四军。

但是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导人,则过高地估计自己。他们“所有各王对于天国之前途均抱乐观。……他们说他们立志在本年夏间尽驱去长江一带诸妖。”(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对外关系考》,《太平天国学刊》第4辑。)独李秀成清醒地认识到“今敌无可败之势”,湘军还是“很厉害的”,“如食果未及其时,其味为苦。”(《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

1854年,由于凶狠的曾国藩湘军的崛起,西征军在湖南、湖北战场先后失利,武汉失陷。曾国藩曾得意忘形地宣称:“长江之险,我已扼其上游,金陵贼巢所需米石油煤等物各路多已断绝,逆船有减无增,东南大局,似有转机。……臣等一军以肃清江面,直捣金陵为主,”他甚至估计在天京的太平军会出城逃跑,要“各省督抚,择要堵御,预防流贼之患。”(《曾国藩全集》,奏稿,卷四)

第二次西征,是洪仁玕、陈玉成、李秀成在苏州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决定的。会议具体内容,因资料缺乏而不可知。但我们从《洪仁玕自述》中可以看到,在西征问题上,洪仁玕、陈玉成同李秀成有过激烈的争论。洪仁玕说:“殊忠王既抚有苏杭两省,以为高枕无忧,不以北岸及京都为忧。故予行文晓之曰:‘自古取江山,屡先西北而后东南,盖由上而下,其势逆而难,况江北之北,河之南,自称为渔米之地,前数年京内所持以无恐者,实赖有此地屏藩资益也。今弃而不顾,徒以苏杭繁华之地,一经挫折,必不能久远,今殿下云有苏浙可以高枕无忧,此必有激之谈,谅殿下高才大志,必不出此也。夫长江者号为长蛇,湖北为头,安省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则蛇既中折,其尾虽生不久,而殿下之言,非吾所敢其闻也’。后忠王复议‘特识高见,读之心惊神恐,但今敌无可败之势,如食果未及其时,其味必苦,后当凛凛’云云。”(《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

清水陆大军大举围攻九江,九江告急。九江是太平军的军事要地,地势险要。“据江湖之形胜,实南服之咽喉,而湖广,江南之腰膂也。”保往九江,下可固安庆、天京之防,上进扼武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李秀成认为东南的新根据地尚未巩固,上海、湖州等尚在清方手中,全军西进,孤注一掷去救安庆是劳而无功,甚至是危险的。他主张首先经营苏浙两省,然后“即取百万买置火轮二十个,沿长江上取,另发兵一支南进江西,发兵一支进蕲黄,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矣。”(《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为了保卫九江,扭转西征战局,命陈玉成自北岸引兵至九江协同原守将林启容防守。时九江长期被围,粮食,弹药已经缺乏,陈玉成、林启容临危不惧,在艰苦的环境下,多次奋力打退敌人的疯狂进攻,使九江屹立不动。

洪仁玕的看法,从理论上说是无可非议的,但在如何解决上游的危机问题上,应该说李秀成主张更为实际、合理,胜过洪仁玕、陈玉成一筹。

1855年,陈玉成又奉命率部队同秦日纲、韦俊一起,乘胜前进,再次收复武汉。5月,在湖北随州打败西安将军札拉芬军队,将他击毙。8月,在湖北应山大败固原提督孔广顺等军,破清营40座,旋引兵去救庐州,又到芜湖解困。哪里困难,就去哪里。正如《陈玉成自述》所说:“何处官兵多,我即向何处救应。”1856年初,清江北大营,江南大营加紧了对太平天国的围攻。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在镇压了上海小刀会起义后,率军紧围镇江,形势十分危急。镇江是天京的门户,南北的咽喉,是军事重镇。秦日纲为了解镇江之围,召开各部的军事会议,准备内外同时夹攻,但须派一人冒险入城联系。此时,陈玉成已升为冬官正丞相。他主动申请去完成这一艰巨任务,找了一条小船,从镇江关冲入,与城内军队取得联络,同时内外夹攻,将围城军打得大败,破清营16座,解了镇江之围。

第二次西征的错误战略决策,却得到洪秀全的肯定。那时,江西德安县以及随州、义宁、武宁、大冶、兴国、通山、通城等地起义者纷纷差使至苏州,表示愿意投靠太平军。李秀成上书天王准备去招收数十万众,再行西征。继而又提出“买粮入京”,作好御敌准备。但是这些合理的意见,均被洪秀全否定,并且责备李秀成为“怕死”。李秀成说:“天王严诏颁到,命我赴上游,催我领军而去扫北,那时无良计”,只好“强行而止”。(《李自成自述》影印本。)

陈玉成、李秀成乘胜北渡瓜州,进逼江北大营,连破清营120座,大营头目托明阿溃逃,江北大营被灭,他们又即克扬州,围攻高资,大败吉尔杭阿,破营80余座,逼得这位江苏巡抚自杀。6月,陈玉成又回师天京,联合李秀成及石达开自上游而来的西征军,夹击江南大营,大破孝陵卫大营,向荣溃逃至丹阳。陈玉成首先率军直逼丹阳,向荣走投无路,遂自杀。1856年初,陈玉成积功升至冬官正丞相。

第二次西征攻武汉救安庆的“围魏救赵”战略,从实施来看,也是个冒险的计划。它同李秀成从苏南攻杭州救天京之围,有很大不同。从苏南攻杭州那时路途短、兵力强大、集中,行军迅速,相反清军在杭州力量较弱,又毫无准备,所以太平军进军迅厉,很快取得成功。而西征则不容易的。陈玉成要从浙江杭州前线回师;李秀成的军队也要从江南抽调。他们要经过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省的数千里长途跋涉,还要经过清军重重防守,在丧失了长江水师支援,信息联络十分困难的那个时代,还要兵分江南、江北二路,这就很难行动一致,协同作战了。

1856年9月,天京发生领导集团的内讧,东、北、燕王被杀,翼王率精锐部队出走。太平天国元气大伤。清政府乘机重建江南、江北大营来围困天京。继武汉、庐州等重镇相继失守后,清军自庐郡三河、舒城、六安、庐江、巢县、无为等地,建立节节连营的大小营寨百余座。“处处严密,困逼桐城”(《李秀成自述》影印本)天京下游的屏障镇江,在坚守四年多后,于1857年陷落,太平天国由优势转为劣势,形势艰危。但陈玉成毫不悲观,以对太平天国的忠诚,坚毅地担负起支撑危局的重担,和李秀成在安庆会商整顿混乱的局面,会上天王委任他为前军主将又正掌率,成为后期二位太平天国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

陈玉成、李秀成在行军途中,并不是直趋武汉的。陈玉成于1860年9月底自天京率部渡江北上,捻军这时正被清军民困于皖北定远。陈玉成率军解定远之围后,汇合捻军,力量大增。这时陈玉成却停止西进,反而南走庐州、桐城,试图直接解安庆之围。11月下旬,陈玉成进屯桐城西南挂车河,连营40余座,强攻多隆阿、李续宜所部湘军。多、李知陈玉成部远道而来,利在速战,遂凭垒顽抗。太平军猛攻数日不下,反面损兵折将,捻军首领孙葵则战死。陈玉成这才引兵西征,但已误时多日。

为了挽救危难的时局,1858年8月,陈玉成,李秀成主持召集太平天国各将领参加的安徽枞阳镇军事会议。会上讨论了解救天京的军事计划,决定采取统一指挥和联合作战的方针。会后,陈玉成率军由安徽潜由过舒城、三河,于8月23日克复安徽首府庐州,又北进梁园,由界牌而下滁州。9月26日,与李秀成所统率的另一路太平军会师乌衣,将江北大营钦差大臣德兴阿,蒙古都统胜保的马队打得落花流水。陈,李二军乘势直下浦口,合力夹攻,彻底击溃江北大营,歼敌一万余人。江北大营主帅狼狈逃走。1858年,天京上游防线又告急,湘军李续宾于5月攻下军事重镇九江,将军事重心转移向安徽,并企图先夺安庆,再下芜湖,直逼天京,德兴阿,多隆阿,鲍超的马步军联合湘军水师杨载福逼攻安庆。湘军主力李续宾率军连破太湖、潜山、桐城、舒城,进逼三河,气焰十分嚣张。

李秀成南路西征军出发比陈玉成晚了一个多月。他率军经繁昌、南陵、石埭、太平等地。12月克黟县北境军事要地羊栈岭,距湘军祁门大营仅60里,这时大营空虚,曾国藩吓得准备再次自杀。李秀成却毫无所知,怕湘军出击,反而绕道徽州,入浙江常山。1861年2月由常山入江西,围攻建昌;经20多天的围攻仍不下乃撤兵。这时已是3月下旬,陈玉成兵已进抵湖北黄州。建昌与黄州相去千里,信息不通,无法相互策应协攻武汉。李秀成转战江西各地,直到6月,才攻克湖北武昌县,逼近武汉。

三河镇位于庐州府合肥县南90里,处合肥,庐江、舒城交界处,位于巢湖边,为水陆冲途,实扼庐州之总要,太平军在这里建要塞,筑“城座。砖垒九座,凭河设险,负固有年。……其屯聚米粮军火,即以接济庐州、金陵”,敌人必“先得三河,乃能进步庐州。”(《胡文忠公遗集》卷32)因此,三河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地位都十分重要,双方势所必争。陈玉成一日得五次告急文,他分析了形势,敌人军锋虽然凶猛、迅厉,但庐江县仍在自己手中,敌军有孤军深入,兵力分散的不利条件。于是决定集中优势兵力,采取迂回包围战术,以速决战歼灭敌人。陈玉成自率■军兼程赴援,经巢县、庐江,直趋三河东南白石山和西南金牛镇,抄洲军后路;命吴如孝、张乐行自庐州率军由北而下,断李续宾与清舒城军的联系,李秀成率军继进。李续宾军成了瓮中之鳖。11月14日陈玉成率军逼攻三河湘军大营。15日黎明,湘军袭击金牛镇,适大雾弥漫,陈玉成督队由后方杀出,连续击溃湘军左、中、右三路,李秀成率军及时赶到,三河守将吴定规也自城内杀出,环攻敌军,激战至深夜三更,“谋勇索优”的湘军头目李续宾被击毙。曾国藩弟曾国华也被打死。这支湘军全军覆没。陈玉成,李秀成乘胜锐进,连克舒城、桐城、潜山、太湖,使进犯安徽的清军腹背受敌,撤兵回宿松。

停攻武汉并不完全是英国的干涉

1859年3月20日陈玉成联合捻军在庐州城外再度击溃清军,俘获清署安徽巡抚李孟群,大大稳定了庐州的局面。接着,陈玉成同李秀成会师又破清江南大营,江南大营是当时清方主力军,拥有10万军队,围攻天京已有7年。江南大营的溃散,使清廷从此再没有力量恢复,给太平军提供了向苏南、上海、浙江大进军的大好机会。1859年夏,陈玉成劳苦功高,天王晋升他为英王,是太平天国后期晋升为王的第一人。

英国侵略者为其在华的利益,无疑是要阻挠陈玉成、李秀成进攻武汉。1861年3月22日,英国参赞巴夏礼乘舰东返,途经黄州,上岸会见陈玉成,无理阻挠进攻武汉。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和革利果雷与克拉克合辑的《有关太平天国的西方通讯》载:陈玉成对巴夏礼说,他在进攻汉口的问题上有些犹豫,因为“他已听说英国人在汉口已经开辟通商”。巴夏礼说武昌、汉口、汉阳三镇联结,构成一个巨大的贸易市场,太平军夺取集中任何一个城市,都免不了要损坏由这三个城市组成的整个商港的贸易。所以,太平军必须远离武汉三镇。

安庆是太平天国上游的战略要地,也是军事重镇。陈玉成为保卫安庆,重新集结大量兵力,并直接参加指挥战斗。洪仁玕、林绍璋和黄文金也分别统军来援,先后与曾国藩、多隆阿、杨载福、鲍超诸军战于集贤关、菱湖、棋盘岭等处。曾国藩也直接指挥战斗。曾国荃包围安庆以来,在安庆周围筑密集的城堡,切断各地援军与城内太平军的联系,而且可凭垒顽抗。陈玉成经多次激烈的血战后,没有能够粉碎的包围。1861年6月,安庆外围重要据点赤岗岭在清军猛攻下,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苦战20多天,终于失陷。坚守阵地的太平军主将刘玱琳及部下4000多人壮烈牺牲。7月,太平军在菱湖北岸的十三垒和南岸的五垒也被湘军攻陷。陈玉成为断湘军粮道,亲率军过宿松,直扑太湖大营,猛攻敌人的后方,但被击败。陈玉成又率军猛攻曾国荃所筑新垒,不克。1861年9月5日,曾国荃的前队攻破安庆,太平军守城主将叶芸来、吴定彩全军16000人英勇战死。陈玉成在集贤关遥望安庆城的烽火,无法援救,只好退出集贤关,经皖鄂边境退守庐州。

值得注意的是:陈玉成攻打武汉是由陈玉成、李秀成、洪仁玕共同商讨并经洪秀全批准的重大战略决策。陈玉成不经天王批准以及同李秀成、洪仁玕商量,竟听从一个外国参赞的意见,擅自改变重大决定,这可能吗?他承担得起这么重大的责任吗?

陈玉成不仅在军事上有出色的才能,同时也很注意整个太平天国的政治上的法制建设,过去因这方面资料缺乏而很少有人提到。1856年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分裂以后,纪律松弛,兵权不能统一,不少文官武将追求个人功名利禄,不顾国家安危。陈玉成在援救安庆的过程中,亲身感到其他将领态度不同,不能合作,影响了解救工作。如曾国藩说:“闻狗酋(指陈玉成,敌人称之为四眼狗。)在贼中亦极孤立,璋、玕、忠、侍各逆,皆貌合神离,积怨甚深”(《曾国藩全集》书札集8。)。胡林翼则说:“贼中精锐,只四眼狗一支耳,他何足虑耶!”(《胡林翼全集》书牍、卷41)这说明了太平军已心志不一,队位不齐了。陈玉成有鉴于此,特别有远见地向新任太平天国军师洪仁玕提议重订法纪,严行整顿,以挽救天国。洪仁玕深为赞许,立即转请天王洪秀全批准了陈玉成所拟章程,向全国颁行。

那么陈玉成大军攻占黄州,兵锋逼近汉口时,为什么停止前进了?我认为,这是因为此时李秀成军仍在江西东部,陈玉成怕贸然进攻,会陷孤军深入的危险境地。再者,武汉是个水陆城市,太平军没有水师,作为军事家的陈玉成知道,在敌人水陆两军力量较强的情况下,无论进攻或者撤退都比较困难,不能冒然前进。况且,此时安庆已十分危急,陈玉成只好直接回援安庆。

陈玉成所拟章程是在洪仁玕1859年为重建太平天国法制而向全国颁发的《立法制諠谕》中引用的。在文告中指出了1856年以后“各军而事权不一也。事权不一,”“英王陈玉成弟早见及此,驰书来府,请定章程以救时弊,其所议赏罚之法,致为森严,本军师嘉其忠款,即携原书缮本呈奏,当蒙旨,并赐御照刻书颁引。夫旨准颁行之法,即天法也。”

南路西征军李秀成到达兴国时,英国驻汉口领事金执尔又跑来会见他说:太平军进攻武汉对商业不利,并吹嘘武汉驻有清军重兵,以阻止李秀成进攻武汉。李秀成一时失察,竟将联络军情的两封信托金执尔代投,结果被扣留,从而破坏了南北两岸太平军的联络。当李秀成看到了胡林翼、鲍超等部清军增援武汉,便于7月中南退江西瑞州,旋即渡赣江东走,9月下旬撤入浙江。南北二路西征武汉的计划遂半途而废。

“主降诏昭示中外,削其兵权,拿其合家,并诏该属偏将之有能者,奉行天法,囚其本身,统其原队,官员交别将统带,属员改列朝官,身兵改为宿卫,(属员:各朝官的属官。朝官:天朝的官。身兵:各主将的亲兵。宿卫:九门御林宿卫军,天朝的军队)均全安堵,毋使稍惊,则党羽自除,虽欲逆命而不能,弄兵而不得。更一面系绁其父母妻子之属,明正典刑,待示各处,震慓众心,倘实系扭于时势。诚难调遣者,又不可一律而论也。”

清军早已知道太平军“围魏救赵”的计划

“一立赏查。东王在日,即末秩微员,升降必由天廷转奏,(天廷:指东王府,全称“正九重天廷”)片文只字,刊刻必自京内颁引。故官虽少而足贵,从无越队求荣(越队:太平军规定,将士私自从这军到那军是违法的,也叫“过馆”。)印虽小而可珍,孰敢私镌伪铸,其郑重为何如也。近来欲遇逃顽,必先除僭乱,嗣后如主将在外远征,官兵有功足录,只准注明功劳,部存其劳绩,议俟凯旋奏封。主将议下统兵官,无位其高官王位,亦不得私镌印信,私给官凭,僭越一些,倘有私与官职者,当建议大辟,私受官职者亦正典刑。(无位其高官王位:应指无论其高官王位,原文疑有误。一些:一点儿;大辟:斩首。)”(《洪仁玕选集》第28页(1978年中华书局出版))

曾国藩、胡林翼等湘军头目早已知道太平军进攻武汉的企图,但却始终咬住安庆不放。曾国藩给皇帝的奏稿说:“逆党之救安庆,其取势乃在千里以外,皆所以掣官军之势,解安庆之围。论者多思撤皖之兵,回顾腹地之患,又有谓宜弃皖南祁、黟等县,敛兵退保江境者,鄙意皖围弛则江北之贼一意上犯鄂境,祁、黟退则江南之贼一意内犯抚建,故始终仍守原议”(《曾国藩全集》奏稿,卷8。)“自去年冬至今夏,几无日不战,无路不梗,幸坚持初议,不弛安庆之围。”(《曾国藩全集》书札,卷9。)曾国藩又说:太平军在江西、湖北攻城掠地,“皆所以分兵力,亟肆以疲我,多方以误我。贼之善于用兵,似较昔年更狡更悍、吾但求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转旋之机只一二月可决耳”。(《曾国藩家训》咸丰十一年4月4日。)他下决心,“纵使江夏或有疏失,安庆围师仍不可退”。因为太平军“纵有破鄂之势,断无守鄂之力,江夏纵失尚可旋得,安庆一弛,不可复围”。(《曾国藩家书》咸丰十一年2月26日。)他还一再致函,反复叮嘱曾国荃:“无论武汉幸而保全,贼必以全刀围扑安庆围师,即不幸武汉疏失,贼亦必以小支牵缀武昌,而以大支回扑安庆,或竟弃鄂不顾。去年之弃浙江而解金陵之围,乃贼中得意之笔,今年抄写前文无疑也。无论武汉之或保或否”,总以陈玉成“回扑安庆时官军之能守不能守,以定乾坤能转不能转。安庆之壕墙能守,则武汉虽失,必复为希庵所克,是乾坤有转机也。安庆之壕墙不能守,则武汉虽无恙,贼之气焰复振,是乾坤无转机也”,因此,安庆得失即“关系天下之安危”。(《曾国藩家书》咸丰十一年3月24日。)胡林翼则“以安庆未下,进驻太湖。知贼援皖不利,必窜湖北,冀解安庆之围,乃命曾公国荃日夜围攻,豫筹一军防贼上窜。于是陈玉成再窜湖北,再击破之”。(《中兴将帅别传》第20页。)所以,李秀成在回答曾国藩的机要幕僚赵烈文的提问时说:“先欲救皖,后皖难救,又闻鄂兵强,故退。”(《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丛编简辑》。)曾国藩、胡林翼是从实际力量对比上,看出太平军力量已有限,从而制定了比较实际对策,这是西征军失败的原因之一。

陈玉成虽然是优秀的军事家,但由于个人素质、经历及历史的局限性,仍避免不了地犯了一些重大错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综上所述,第二次西征失败原因固多,英国的干涉,陈、李两军行动犹豫,步调不一,联络困难等。西征军即使打下武汉,如曾国藩所说,不能根本改变上游的整个战局,西征的目的亦达不到,也不能说成功。所以,上面的原因都不是主要的、根本的。西征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整个西征战略决策是错误的。从陈玉成军初战李续宜受挫,李秀成大军围攻一个小小的建昌,竟然十数日不下,说明这时他们的军力已是强弩之末。在力量对比不利于太平军的情况下,贸然进行数千里的远征,其结果必然不妙。太平军当时应该采取集中优势兵力,短线进击,伺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不要去争一城一池的得失。

围武汉救安庆的战略决策失误

【资料来源:《学术月刊》1991年第5期】

太平军虽然连破江南、江北大营,占领了苏常等江南地区。但老奸巨滑的曾国藩;把安庆得失一直看为“关系天下安危”的头等大事,认为安庆是太平天国和皖北捻军联系的纽带,是天京的屏障,是粮食的通道,所以调动了湘军最强兵力围攻安庆。1860年陈玉成、李秀成在天京召开最高的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发兵一枝,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枝,由北进蕲,黄,两路会师,合取武汉。”以“围魏救赵”的办法来使安庆之围不战自解。史学工作者大多认为这一决策是正确的,只是因为李秀成迷恋江南繁华,进军迟缓以及在武汉的英国侵略者对陈玉成进军的干涉,导致了正确的战略决策的失败。史实并非这么简单。

“围魏救赵”的战略,要求陈玉成从进攻浙江杭州的前方回师,李秀成的军队也要从江南抽调,他们率军要经过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省的数千里长途跋涉,途中要突破清军重重防守。在信息联络十分困难的那个时代,丧失了长江水师支援,还兵分江南江北二路军,就很难一致行动了。这个计划本身是个冒险的计划,它同李秀成攻杭州救天京之围有很大差别。李秀成从苏南进军攻打杭州,路途短,兵力集中,强大。相反,清军在杭州的力量较弱,敌人毫无准备,所以进军迅厉,很快取得成功。

李秀成西进武汉救安庆,行军迟缓是有他自己的想法的。他认为东南的新根据地尚未巩固,上海、杭州、湖州,尚在敌人手中,全军西进,孤注一掷是不对的。他主张首先经营苏浙两省,然后“即取百万买置火枪二十个,沿长江上取,另发兵一支南进江西,发兵一支进蕲黄,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矣。”(《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据史载:李秀成,陈玉成回师武汉前夕在苏州召开一次会议,内容因资料少而不可知。我们从《洪仁玕自述》不完全的材料中看到李秀成同陈玉成、洪仁玕有严重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洪仁玕说:“殊忠王既抚有苏杭两省以为高枕无忧,不议北岸及京都为忧。故予行交晓之曰:‘自古取江山,屡先西北而后东南,盖由上而下,其势顺而易,由下而上,其势逆而难,况江之北,河之南,自称为洲渔米之地,前数年京内所持以无恐者,实赖有此地屏藩资益也。今弃而不顾,徒议苏杭繁华之地,一经挫折,必不能久远,今殿下云有苏浙可以高枕无忧,此必有激之谈,谅殿下高才大志,必不出此也。夫长江者号为长蛇,湖北为头,安省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则蛇既中折,其尾虽生不久。”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到,李秀成从敌强我弱力量对比的形势出发,认为必须先打上海,积蓄力量,然后救援安庆才有力量和可靠的把握,同时,他听了洪仁玕、陈玉成的意见后,仍然在思想上坚持和保留自己的观点。我们从战略全局来看,李秀成的战略决策是高出陈玉成一筹,但陈玉成、洪仁玕的意见得到了洪秀全的肯定,李秀成说“天王严诏颁到,命我赴上游,催我领军而去扫北,那时无良计。”(《李秀成自述》影印本)当时,江西德安县以及随州、义宁、武宁、大冶、兴国、蕲水、嘉鱼、道山、通城等有起义40余处各县禀差使到苏,呈降表投军,李秀成上书准备去招降数十万名兵力,再行扫北,洪秀全不同意,李秀成只好“强行而止”,但思想问题并没有解决,只好统兵去救安庆。当然,我们应该指出,李秀成不同意陈玉成的意见是正确的,但当自己的意见被否定,攻武汉救安庆的战略决定后,他则表现得很消极。虽然回师西进,打到了湖北武昌县,但不用实力去打湘军必救之点,安庆压力没有减轻,不能不说是李秀成的一个重大的错误。另外,西进武汉转战数千里,历时一年,陈、李两军已经很疲劳,当时湖北清方水陆军比较强,太平军水师被湘军击败后,长江也没有控制权。陈、李两军虽然溯江而上,却得不到水上的支援,从而得不偿失,劳而无功而退,使安庆的战事成为不可挽回的败局。

陈玉成停攻武汉并不完全是英国侵略者的干涉。英国侵略者为其利益,是想阻挠陈玉成军进攻武汉。1861年3月22日,英国参赞巴夏礼乘舰东返,途经黄州,上岸会见陈玉成,无理阻止陈军进武汉三镇。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和革利果雷与克拉克合辑的《有关太平天国的西方通讯》载:陈玉成对巴夏礼说,“他在进攻汉口的问题上有些犹豫,因为他听说英国人已在汉口开埠通商。”巴夏礼说武昌、汉口、汉阳三镇联络,才构成一个巨大的贸易市场,太平军夺取其中任何一个城市,免不了损坏由三城组成的整个商港的贸易。所以,太平军必须远离武汉三镇。

重要的问题是:陈玉成攻打武汉是由天王洪秀全决定,经陈玉成、李秀成、洪仁玕等共同讨论而得出的战略决策。陈玉成不经天王批准,也没有同李秀成、洪仁玕商量,就听从一位外国参赞的意见,擅自改变重大决定,这可能吗?他如何向洪秀全、洪仁玕、李秀成交待?他能承担得起这么重大的责任吗?

那么陈玉成大军攻占黄州,兵锋逼近汉口时,为什么停止前进了?我认为,这时候,李秀成军仍在江西东部,陈玉成贸然进攻,会孤军深入,同时也违背同李秀成联合进攻武汉的计划。另一方面,武汉是个水陆城市,太平军没有水师,作为军事家的陈玉成知道,在敌人水陆二军力量较强的情况下,无论进攻或是撤退都比较困难,所以不能贸然前进。况且打武汉的主要目的是救安庆,太平军出师武汉是否真的占领武汉或是做出盘马弯弓而不发的架势,是个历史之谜。陈玉成停攻武汉仍是慎重之举,这时,安庆危急,陈玉成只好回援安庆。

清军早已知道太平军“围魏救赵”的计划。曾国藩、胡林翼湘军头目早已知道太平军进军武汉的企图,始终咬住安庆不放。曾国藩给皇帝的奏稿说:“逆党之救安庆,其取势乃在千里以外,皆所以掣官军之势,解安庆之围,论者多思撤皖之兵,伺顾腹地之患;以有谓宜弃皖南祁、黟等县,敛兵退保江境者,鄙意皖围弛则江北之贼意上犯鄂境,祁、黟退则江南之贼一意内犯抚建,故始终仍守原议。”(《曾国藩全集》奏稿,卷8)“自去年冬至今夏,几无日不战,无路不梗,幸坚持初议,不弛安庆之围”。(《曾国藩全集》书札卷9)曾国藩又说:太平军“在江西、湖北攻城掠地,皆所以为兵力亟肆以疲我,多亏以误我。贼之善于用兵,似较昔年更狡更悍,吾但求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转旋之机只一二月可决耳。”(《曾文正公家训》,咸丰十一年四月四日)他下决心,“纵使江夏或有疏失,安庆围师仍不可退。”因为太平军“纵有破鄂之势,断无守鄂之力,江夏纵失尚可旋得,安庆一弛,不可复围。”(《曾文正公家训》,咸丰十一年四月四日)他还一再致函,反复叮嘱曾国荃:“无论武、汉幸而保全,贼必以全力围扑安庆围师,即不幸武、汉疏失,贼亦必以小支牵缀武昌,而以大支回扑安庆,或竟弃鄂不顾。去年之弃浙江而解金陵之围,乃贼中得意之笔,今年抄写前文无疑也。无论武、汉之或保或否,”总以陈玉成“回扑安庆时官军之能守不能守,议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安庆之壕墙能守,则武、汉虽失,必复为希庵所克,是乾坤有转机也。安庆之壕墙不能守,则武、汉虽无恙,贼之气焰复振,是乾坤无转机也。”因此,安庆得失即“关系天下之安危。”(《曾文正公家书》,咸丰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胡林翼则“以安庆未下;进驻太湖。知贼援皖不利,必窜湖北,翼解安庆之围,乃命曾公国荃日夜围攻,豫筹一军防贼上窜。于是,陈玉成再窜湖北,再击破之。”(《中兴将帅别传》第20页)所以,李秀成在回答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的提问时说:“先欲救皖,后皖难救,又闻鄂兵强,故退。”这也是导致陈玉成战略决策失败的原因之一。

仅注意争夺城池,不注意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和歼灭敌人主力。

陈玉成过分注意争夺城池,不注意消灭敌人的军力,是陈玉成军事上的失策之一。相反,清朝统治者却注意这方面。湘军头目胡林翼多次对多隆阿说:“用兵之道,全军为上,得土地次之。杀贼为上策,破援贼为大功,得城池次之。”(《胡文忠公遗集》书牍卷74)曾国藩也多次讲过类似的话,陈玉成就过分追求一城一池的得失。安庆是重要,但清军包围安庆投入了强大兵力,建筑了坚固的进攻和防御工事,敌强我弱,安庆万难保全,已经是洞若观火的了。但陈玉成坚持死救安庆,他一次又一次率领精锐的主力冲入敌人预设的阵地中与湘军拼命决战,尤其是他把自己嫡系部队摆在集贤关这个四面受敌,孤立无援的据点,最后必然将主力拼光而失败。这方面,陈玉成犯了一个战略上的重大错误。当时,从保存自己有生力量考虑,应该组织退却,陈玉成当时是有实力的。况且曾国荃为减轻压力和兵员伤亡,曾经撤去城围一角,让安庆太平军突围,但陈玉成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凭年轻血气之勇,不甘向湘军示弱,而去硬拼,从而失去了转移的机会,李秀成当时看到这个问题,多次提出来,陈玉成没有听,这也是陈比李早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安庆失守,使太平天国的军事力量大受削弱。安庆的太平天国主将叶芸来以下16000人全部牺牲;安庆一战太平军伤亡的精锐部队约有3万多人。其中死于攻战者1万多人,城陷被杀的万余人(《能静居日记》,咸丰十一年八月十三日)。这里特别要提到的陈玉成的大将刘玱琳,在湘军炮船拦截下,壮烈牺牲,使陈玉成部损失尤大。因为曾国藩久闻刘的大名,为表示敬畏之心,甚至在书信中称其为“玱翁”或“玱琳先生”,并特地注明:“敬其人故称先生,爱其人敬称翁”。他还反复告诫所部,务须严密巡逻,“无令玱翁一人逃脱。”(《曾文公家书》,咸丰十一年五月初四日)可见对其围攻刘是何等重视!

对苗沛霖丧失应有的警惕

苗沛霖,安徽风台人,原为塾师,1856年在家乡筑寨积粟,举办团练,与捻军作战,势力渐盛。他截留两淮地区的粮税和厘卡,控制凤台周围数十州县,实行封建割据,人数达10多万人。1857年投靠清将胜保。1858年随袁甲三在宿州攻捻,官至道员,苗沛霖举办团练同曾国藩的团练有很大不同。苗沛霖要在皖北“当家做主,”不把清政府放在眼里,常常“要朝廷冠服,擅专生杀,藐视印官,凌逼乡里”(葛荫南等《凤台县志》卷7)。他作为地主势力镇压农民,另方面作为地方势力,常对抗清政府,以免繁重的赋税、差役。他同捻军和太平军以及清政府都有联系,又有矛盾,是所谓“首鼠两端”的两面派。1859年,苗沛霖的团练帮助袁甲三攻陷凤阳。但1861年10月苗沛霖却率军破清军占据的寿州,杀清士绅孙家泰全家,俘获安徽巡抚翁同书,并分别占掠霍丘、颖上、怀远、正阳关等地,公开叛清。同时表示愿和捻军,太平军合作,派侄子苗天庆参加捻军,把占领的颖上县让给张乐行、陈玉成的部将马融和等,这实际是一时的敷衍。另一方面,苗沛霖暗地里通过被其俘获的安徽巡抚翁同书,向清朝悔罪,后来进一步同清将胜保谈判投降的条件。清朝曾国藩等官吏对苗沛霖认识清楚,曾国藩的奏稿多次咒骂他,露骨地表示蔑视他,同时看到他是地方强大的势力,一时奈他无何,只好利用他来消灭捻军和太平天国军,但又准备伺机处置他。他虽诱降英王立了大功,最后仍被清政府杀掉。1862年2月,苗沛霖同胜保达成投降协议,苗立即背信弃义从背后进攻张乐行,张乐行、马融和败走颖州。

陈玉成却对苗沛霖两面派的本质一直缺乏认识。1862年陈玉成在庐州坚持战斗了三个月。1862年5月,陈玉成军寡不敌众,败走庐州,连夜北走,北边是苗沛霖地区,陈玉成竟对苗沛霖的公然投敌的行动,一无所知,还想借道苗区,向皖北、河南发展。狡猾奸诈的苗沛霖为了升官发财,佯作欢迎。并多次发信邀请陈玉成,迎接陈玉成人寿州。一位参加陈玉成部的战士赵雨田写了当时的情况:“英王常云,如得汴京,黄河以南大江以北,实可独挡一面。苗来此信,恰合心思,遂请左辅施大人、右弼殷大人,二人皆奇才,商议此事。并云:苗雨三(指苗沛霖,其字雨三)真有韬略,非到寿州不可,殷燮卿答曰:‘闻苗雨三已投胜妖,此人反复无常,诚小人之尤者。依愚见,万不宜去’,英王沈吟半时,云再谈。次日又请六部及各同检商议到寿州,皆云不相宜。户部孙大人云:‘与其到寿州,不如回天京见天王后,重整旗鼓,何思残妖不除也’。英王大声曰:‘本总裁自用兵一来,战必胜,攻必取,虽虚心听受善言,此次尔等所言,大拂吾意’,于是绝不复议。”(《被掳纪略》见《太平天国资料》第210页

以上表明,陈玉成部内部有很多人反对进人寿州。但他一意孤行,竟然贸然进入寿州,遭到苗沛霖的暗算,中伏被拘,他的部下陈仕荣、陈德隆等4000多最精锐的骨干部队也全被俘。苗沛霖立即将陈玉成解往胜保颍州大营,胜保又把玉成槛送北京。途中,听说太平军和捻军准备拦截囚车,劫救玉成。于是,清军匆忙在河南延津将玉成杀害,时年26岁。特别要指出:陈玉成被俘后表现出了坚贞不屈的英雄气节。据历史记载:“玉成既为苗沛霖所赚,解至胜保营。玉成人,胜保高坐■眙曰:‘成天豫何不跪也!’玉成曰:‘吾英王,非成天豫,奚跪为!尔本吾败将,何向吾作态!’“胜保劝之降。玉成曰:‘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佚名氏:《陈玉成被擒记》见1953年4月号《历史教学》)《被掳纪略》亦有同样记载,《陈玉成自述》中也显示了蔑视、鄙视敌人,临危不惧的凛然气概。

【资料来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1990年5/6期】

Post Author: admin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