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只学西方宗教说辨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化,不仅是个经济概念,即从传统的手工业向机械工业的转化,而且包含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思想观念的更新诸内容。太平天国兴起于鸦片战争之后,国门初开,伴随着洋枪洋炮的硝烟,传教士、鸦片烟和洋货,滚滚而来,中西文化发生了激烈的碰撞,独立的封建的中国开始了向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转化。太平天国农民英雄们登上历史舞台,锐意革故鼎新,开创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然而又不可避免地背着沉重的传统包袱。在如何认识世界,并进而走向世界这个中国近代化的根本问题上,尽管矛盾重重,步履艰辛,但终究迈开了可贵的一步。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中断言:“如果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就要把中国拉回到西方的中世纪”,“把中国历史拉向后退”,这一论断的依据是:在洪秀全心目中,“西方的‘长技’是基督教”,因此,虽然“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但所要学习的是西方的宗教”,搞“神权政治”,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实现“近代化”这一中国近代史的主流背道而驰”(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4、65章,本文以下关于冯友兰先生论述引文出处同此,不再注明。)。

冯先生的上述论断及其依据大有商榷余地。关于太平天国”搞“神权政治”一说,朱东安先生已在《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上着文进行了有力辨驳;但关于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只学西方宗教一说,朱先生的文章涉及甚少,仅以《资政新篇》为例略作驳论,似有缺憾。本文拟以历史事实,进一步澄清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是否只学习西方的宗教,因而如果太平天国事业成功了,是否就会“把中国历史拉向后退”这一重大问题。

以军事工业作为近代化的起点,是从太平天国开始的。在鸦片战争失败之后,面临民族危机,魏源在其所著《海国图志》中大声疾呼“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实际上反映出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的国家,已经丧失了正常发展的近代化的道路,不是从民用,只能以军事工业起步的历史特点。以往的近代史论著中,总是把实践“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归之于“洋务派”,这是不公道的。太平天国搞军事工业的近代化,与同时代的清王朝相比,不仅起步早,而且规模大,速度快。其途径大致是:

一。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对外开放思想与实践

一是购买:1859年12月20日,胡林翼奏称,杨辅清“施放洋炮,子弹如雨”。郭廷以称“此为太平军用洋炮之最早记载”(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出版.第648—649页。),其实还可以追溯到金田起义时期,“关于太平军使用西方武器的最早记载,见于1851年,当葡萄牙在澳门部督命令扣押士兵的武器,为了阻止他们其中五、六个人到广西去。1852年8月一位耶稣会教士的信中报导说;‘叛乱者的武器不是中国制造的’。”(“Extrait
d”une lettre du P.clarelin Si—Ka—Wei.28 aout 1852”trom Broullion,
Memoire Sur letat actra1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P.267.转引自邓元忠:《美国人与太平天国》,华欣文化事业中心印行,1983年出版,第167页。)由此窥见,太平军起义之初,很可能从香港、澳门购买西洋武器。至于定都天京之后,购买洋枪、洋炮的事,则累见于记载。1853年4月,“贼踞城之逾月,有洋舰二,自海道泊下关,贼始疑是大兵之借援者。继侦知其为上海之领事,舟中所带皆洋枪火药,以通贸易为词,该逆延之人城,联教通款。”(夏燮:《粤氛记事》卷4。)。天京城外“买卖街极多做洋枪铺户,佛兰西人城内甚多,俱穿长毛服饰,携带洋枪及各种枪械在彼消售”(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56页。)。太平军进军苏常之后,采购西洋军火的工作就显得更为频繁。1860年6月,赫威尔等传教士访问苏州,太平军提议让他们“带钱到上海为他们购买武器”(《北华捷报》第518期,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译丛》,第101页。)。1861年夏,呤唎到上海找欧州人,为太平天国采购军火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309页。),并在天京教练太平军炮术和操演一种中西参半的阵法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290页。)。1862年4月,上海一家洋行,就供给太平军795门炮和11000磅弹药,香港和通商口岸的洋行,都公开做枪炮生意。卜鲁斯和贺布上将向英国政府报告说;许多船只为上海的洋行运送军械弹药给叛军,他们远离领事馆可以监督的范围,在预先约定的地点卸货,以便让太平军来领取。1862年一年中,有3000尊各种口径的大炮在新加坡成交梅邦·弗雷代:《1860—1864年的太平军》,《译丛》,第163页。)。当华尔发觉太平军正向美国订购炮船时,即向李鸿章告密,于是由李鸿章向美国公使提出强烈抗议兰杜尔:《“常胜军”建立者与首任领队华尔传》。《译丛》。太平军经常是通过走私的军火商购得武器的,但得承担高出于平价的五六倍的昂贵代价,“在上海十五元或二十元能够买得到的短枪,太平军须付走私者一百元”亚朋德:《华尔传:有神自西方来》。《译丛》,第119页。)。而走私的军火商也得冒被截获的风险,如1862年,“中华帝国海关开始执行任务,有好多批图谋供应太平军的枪械被截获”安德鲁·威尔逊:《“常胜军”戈登在华战绩和镇压太平天国叛乱史》。《译丛》,第205页。),其中有一艘名叫“芭腊岗”号的轮船,就装有200门铁制大炮,成千副轻武器,以及大量弹药安德鲁·威尔逊:《“常胜军”戈登在华战绩和镇压太平天国叛乱史》。《译丛》,第205页。)。1863年,两汇总督怡良向朝廷奏称:“上海逆匪向洋人买铜火药帽,自来机火枪,虽大雨亦可利用。”(《清文宗实录》卷123。)同年12月8日,呤唎奉忠王之命再往上海、宁波,购买或捕获兵船(忠王颁发给呤唎的凭照。见《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卷首。)。

毋庸置疑,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们学习过西方的宗教,“要信奉基督教,排除阎罗妖”,创立了拜上帝教。基督教和拜上帝教与中国民间的多神信仰,在那个时代到底孰优孰劣,这里姑不置论;但由于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要信奉基督教,排除阎罗妖”,因而自认和西洋“番弟”尊奉同一天父上帝,深受西方文化影响,致使太平天国运动不可避免地潜蓄着以往农民战争所根本不可能具有的近代化趋向,却是不可改移的历史真实。主张奉行对外开放政策,便是这种趋向的重要表现之一。

二是缴获:上海道台吴健彰雇用了十三艘葡萄牙快速帆船和四艘美、英商船。这些船很快就被改装武器,并在南京落入太平军手里以后,送入长江(邓元忠:《美国人与太平天国》,第167页。)。1862年6月,在青浦战役中,太平军俘获了法尔思德上校,“在交纳火药、滑膛枪等赎身物资后,过了一些时候,他终于被释放回来了。”亚朋德:《华尔传:有神自西方来》。《译丛》,第192页。)法尔思德的赎身费为“一百万发弹药,二百套武器”,其价值超过50万元亚朋德:《华尔传:有神自西方来》。《译丛》,第119页。)。又缴获自上海运到的十几船火药洋枪洋炮。1863年11月,呤唎与几个勇士在苏州往上海的内河里捕获一艘名叫“飞而复来”的敌汽船,船上有32磅炮一门,12磅炮一门,装备精良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550页。)。“同治二年正月初十夜,贼于东门爬城上者数人,窃洋枪两枝遁去”(常熟谭嘘云:《守虞日记》。《太平天国》,第412页。)。

各国之间相互隔绝,不通有无,是中世纪国家关系的一个显着特征;打破相互隔绝封闭状态,日益扩大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交往,则是人类社会步入近代后的必然发展方向。太平天国的思想和实践说明,它在朝着这一方向开始起步。

三是租买:有一份在上海出现的报告说:“有一百位外国人和六百名广州人,穿戴西方的制服和装备,在太平军向外国租买的船上服务。”(“Letter
ot,N. Wardner,shanghai,May 19,1853”一sabbth
Recorder,X,P.42.转引自邓元忠《美国人与太平天国》,第168页。)

早在太平天国运动酝酿时期,洪秀全即根据他所接受的某些基督教文化知识,认为上帝生养人类,“划分世上各国,以洋海为界,犹如父亲分家产于儿辈”,因此世上各国应当“各自保管其自有之产业,而不侵害别人所有”,各国之间“要彼此有交谊,互通真理及知识,而各以礼相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册,853—854页)。据此,我们虽然还不能断言洪秀全已经具有真正近代意义的世界和国家观念,但却不能否认他的这种思想,是一种有别于中世纪的对外开放思想。

四是自行制造:《李秀成自述》说,在战场上“取到其炮,取到车炮架,寻好匠人,照其样式一一制造。……我在太仓抢得炮样,业经制与其一样无差,今南京城内上有此样。”怪不得曾国藩为之惊叹;“忠、侍两逆,众约二十余万,攻扑官军营盘,纯用洋枪、洋炮、西瓜硼炮。”(钞本:《曾国藩书牍》卷2。)“其西瓜炮之利害,犹无可比拟,新副营之垒厚丈余,内砖石而外土块,亦为轰坍数处。”(《曾忠襄公书札》卷6。)关于太平军制造洋枪洋炮的工厂,亦可从史料中找到一点蛛丝马迹:1863年6月1日,戈登、程学启、郭松林攻昆山新阳二城,发现“昆山城内有太平军之枪弹制造厂,由二英人主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出版.第994页。)。“我在湖州留下了从苏州来的一个工程师和另外一个人让他们制造枪炮弹药”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578页。),在嘉兴“有一位旅帅余某与我成了莫逆之交,我几乎每日与他共餐。这位军官是带领炮队的,我把自己所知道的铸造炮弹(我刚开始从事于这项工作),制造信线和炮位瞄准的全部知识教给了他”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579页。)。

在整个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天国领袖们处理对外关系的政策和实践,可说是洪秀全上述对外开放思想的逻辑展开。他们基于宗教信仰,把基督教国家的人都认作是兄弟姊妹,对“洋兄弟”一概怀有“好感”,欢迎所有“洋兄弟”前来“协助”太平军“歼灭妖敌”,或“经营商业”。不仅如此,他们还许诺推翻清王朝后,在“凛遵天令”、不出售“害人之物”的条件下,“万国皆通商”(《太平天国》第6册,903.904.907.909—910.911.917页,《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10页。)。据极熟悉太平天国情况的英人呤唎说:“太平军自起义以来,就想占有一个海口,以便可以和外国通商”。(呤唎着,王维周泽《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上册,213页)1860年,艾约瑟等则在访问苏州太平军的观感中这样写道:“太平军对外国人的态度,显然属于极其友好的性质;他们总是称呼外国人为‘我们的洋兄弟’,说‘我们同是敬拜天父,信奉同一个天兄,我们之间为什么要发生分歧?他们似乎很想同外国人来往,并希望促进贸易关系。他们说,把十八行省开放通商,将使他们非常高兴。”(《太平天国史译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109页;)同年,上海《大陆记事报》登载一篇谈及太平军政治主张的文章,据说其根据是“太平军的布告及其他着作”,其中关于对外政策的主张是:“用自由开放的政策代替清政府一向所采取的闭关自守政策”;“准许其他国家的工艺品和工业品自由进口”;“培植对外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与外国自由交换产品,以开发国家的资源。”(呤唎着,王维周泽《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上册,235页)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说明太平天国主张实行有别于中世纪的对外开放政策。

太平军来自山村农民,由于逐步、也是迅速地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在与内外敌对势力斗争中变得更为强大。在宁波战役中,斯泰夫勒将军说:“如果说在这次作战中联军所受的损失比以往和叛军作战的任何一次都更大的话,那是因为对方有欧洲的卡宾枪和手枪,是那些假仁假义的走私贩提供的。”梅邦·弗雷代:《1860—1864年的太平军》,《译丛》,第163页。)

如所周知,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在主张实行对外开放的同时,并没有忽视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而当他们被迫同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时,也丝毫没有改变他们所奉行的对外开放政策,例如直至1863年,太平军仍不断发放路凭给外国人,准予他们往太平军辖区内经商,饬沿途“毋许阻滞商路”。这表明太平天国已经能够把反对外来侵略同实行对外开放区分开来。

我们再来看看清朝军队使用洋枪洋炮的情景。

在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中,反对“侵害别人所有”、严禁出售“害人之物”鸦片等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正确主张,必然引起西方殖民主义者对太平天国的敌视和仇恨。但由于太平天国前期军事上的巨大胜利和清王朝政治、军事的极端腐朽,致使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一段时间内采取了“中立政策”。在此期间,太平天国平等地与各国“互通真理及知识”,主动鼓励正常贸易等对外开放的思想主张和实践,促进了太平天国辖区内的对外贸易(呤唎着,王维周泽《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下册,696—698页),从而在经济上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军对清王朝的战争;同时,也是更为重要的,这一政策和实践,打破了清王朝统治下的封闭状态、极大地改变了广大太平军将士与太平军辖区内农民群众的精神面貌。无论是仇视太平军还是同情支持太平军的外国人的有关目击记实材料。都证明了这一点。

绿营兵:基本上是以冷兵器为主的沿袭以久的原始武器,甲胄、弓矢、刀斧、矛戟、椎挺、蒙盾、梯冲、火箭、火球、前膛式枪炮。

英国“何木斯”号舰长费熙邦,在记述他随同英国公使文翰“访问”南京的见闻时说:南京城的太平军听说我们是“弟兄”后,“许多人纷纷前来表示亲爱之意”,当我们要把军舰“驶近城墙”时,许多太平军跑到起锚机旁前来协助,似乎都有极大兴趣,……他们以坦白友好的态度对待所有人。我们的人全都说,他们的举止行为跟我们所见到的中国人完全不同。”(呤唎着,王维周泽《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上册,110页)

湘军:初起时武器十分陈旧落后,操练的技艺,主要是拳、棒、刀、矛、钯、叉,部分使用落后苯重的火器。后来又将鸟枪改进为抬枪。直至60年代初,曾国藩始考虑购买洋枪洋炮事宜。至于1861年12月,曾国藩在安庆创办的内军械所,是否为洋枪洋炮的制造工厂,似乎还值得研究,据光绪《续纂江宁府志》称:“内军械所专储外洋军火,供各军之用。别有外军械所,以储内地军器,洎各军移撤其分储军械多聚于此。”(蒋启勋修、汪士铎等纂:《续纂江宁府志》卷6,实政。)按此,军械所者,乃军火仓库,并非军火制造厂。

美国“苏斯奎汉那”号军舰在窥测太平天国形势并带有示威性质的南京、芜湖之行中,舰上那些高傲且对太平军怀有敌意的美国人,认为他们“宏伟的蒸汽驱动快速战舰”在南京给“成千上万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芜湖更是令成千上万的人“惊异万分”。尽管这些美国人心怀鬼胎,鄙视中国人“无知”,但他们不得不承认芜湖的太平军和民众的“友好态度与恰当举止无与伦比”,太平军首领的“仪表与一般知识水平给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普通民众“与沿海的一般中国人相比,他们的精神较为开朗,气色颇佳,且较注意个人卫生”。(《太平天国史译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41—43页;)

再看看淮军:至1862年冬,李鸿章聘英人马格里在上海松江地区的一座庙宇里创建了一个手工作坊型的洋炮局,1863年10月,淮军攻陷苏州后,洋炮局从上海迁至苏州,扩建为苏州洋炮局。于是淮军始废弃弓箭,专精火器。

极力赞颂太平天国事业的呤唎,在记述他参加太平军之前经商路过太平军占领区芦墟的情形时写道:“我完全看不见有任何杀人放火的痕迹。村里,只见到一群一群富裕的忙碌的、面容和蔼的中国人,和一大堆一大堆刚由船上卸在岸上的货物,……我在村里散步,见到人民态度友善,无拘无束,很感惊奇;许多人拉我到他们家里去喝茶饮酒,太平军也都竞相邀请我到他们的住处去。”(呤唎着,王维周泽《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上册,47—48页)他参加太平军后。太平军及其辖区内普通民众对外国人的“慷慨好客”和热心态度。更使他终生难忘(呤唎着,王维周泽《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上册,56页),在他回国后所着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书中,留下了大量这方面的记述。

正因为如此,外国人也看到了太平军与清军在武器装备上的差异。威里塔斯在《访问漳州》的通讯中说:“看来叛军武装甚为精良,有来福枪、左轮枪和滑膛枪。清军在这方面不能和他们相比,因为清军只有土造火绳枪、抬枪和长矛,甚至十人之中还没有一枝火绳枪,并且又是一群褴楼肮脏的暴徒。反之,叛军服装整齐、清洁,并且又经过了欧洲兵法的教练,他们中间有几个欧洲人,但我未与他们接触。他们每次与清军作战时全部击溃了敌人。”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656页。)

上述太平天国的对外开放的思想主张及其实践,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结果,并非是建立在对近代国际关系正确认识的基础上,缺乏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本性的根本了解,但其所蕴含的进行近代国际交往的发展趋向,则是较为明显的。有关史实表明,太平天国本身完全具有进行正常的近代国际交往的可能,只是由于西方列强的蛮横无理,和太平天国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下归于失败,这种可能才失去了转变为现实的机会。例如,1853年,英国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文翰一行“访问”天京时,对太平天国以“诏旨”形式发交公文及称天王为“万国真主”等语十分不满,提出抗议,赖汉英等即于翌日亲登英舰“致歉”,并解释说:上述事件是由于“撰稿人之愚蠢,不知对外国兄弟说话时,不能与本国兄弟一律同样,故生此误会。”当听舰上英人陈说他们“拜上帝”已经900年了,但在地上除了尽忠英国君主外,绝不能承认任何人为他们的君主时,赖汉英“表示充分同意”这些英国人的说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册,905页)。又如,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论及要注意外交礼节,指出对外公文不可使用“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等“轻污字样”,而应“称照会交好、通和、亲爱等意”(《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册,528页),得到了洪秀全的认可。因此,我们有理由确信:如果不是西方列强的蛮横无理和进行疯狂的武装干涉,太平天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及其实践中所显示出的近代化趋向,完全可以得到健康发展,而这种趋向又恰恰是从西方学来的。很显然,今天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得出结论,说这种趋向会“把中国历史拉向后退”。如果说主张与各国平等友好往来,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便是“把中国历史拉向后退”,那么,唯有妄自尊大、闭关锁国,才算是符合“近代化”这一“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吗?

二、顺应时代潮流的师夷长技主张与成就

值得探究的是,为什么太平天国搞军事工业近代化,比清王朝起步早,规模大,速度快?其实,这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的两大阶级,地主阶级的没落,封建王朝的腐朽,农民阶级则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

中国近代社会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即有为英国资产阶级的大炮惊醒的明智之士,认识到中国落后于西方,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响亮口号。从此,为了避免亡国灭种的厄运,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设法“振兴工业,提倡科学和技术”,亦即使中国顺乎世界大势,实现自己的近代化,确乎成为中国社会“历史的主流”。那么,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是否如冯友兰先生所言,“逆流而行”,舍弃西方优于中国的科学技术,“新瓶装旧药”,只是学了西方的宗教呢?

清王朝以天朝上国自诩,夜郎自大,闭目塞听,固守祖宗成法,夷夏有别,“居官者视洋人以夷,待之如狗”(《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强调“礼义廉耻”,“天道人心”,反对“捐弃礼义之大本大原”。大学士倭仁说过:“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第30页。)。统治阶级中开明之士也是有的,但为数极少,而顽固势力则相当雄厚,他们视西方科技产品为“奇技淫巧”,所以王韬说:“盖以西法为可行者不过二三人,以西法为不可行、不必行者几乎盈庭皆是,或惧难以持久者此也。”,第486页。)昏聩之论,充斥于朝廷。即使开明之士,他们高明的见解,也不见得高明。曾国藩认为:“自古称国富者以地大为富,兵强者以人众为强耳!英夷土固不广,其来中国者人数无几,欲持虚声以摄我上国。”(《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6。)左宗棠说:“练兵之要在练心,其次练胆,而力与技其下焉者也。”(张家昀:《左宗棠》,联鸣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事实上,冯友兰先生自己也承认:洪仁玕的《资政新篇》“讲了不少向西方学习、推行工业化的措施”,其特点是通过“由下而上”、“以商带工”的道路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得到了洪秀全的“同意和赞赏”。既然如此,冯先生又何以会否认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学习西方的“长技”,而认定是只学“西方的宗教”,“和中国近代史的主流背道而驰”呢?因为在冯先生看来,“经过洪杨内讧,太平天国内部已经是四分五裂,不能有所作为了,所以《资政新篇》所提的建议都没有得到实施,一篇大文成为一片空谈。”这种解释显然是难以令人首肯的。首先,要不要学西方“长技”,与学到了西方“长技”没有,不是一码事,不能因为《资政新篇》的建议“没有得到实施”,就断言太平天国所要学习的是“西方的宗教”。其次,仅仅以《资政新篇》的建议“没有得到实施”为依据,就否认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学习西方的“长技”,则是对太平天国的历史缺乏全面了解的表现。

太平天国高明于同时代地主阶级的地方,就在于睁眼看世界,发现了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差距,作出发奋图强,迎头赶上的规划。诚然,太平天国对世界情势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但他们努力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劲头是值得称道的。忠王的儿子茂林,会说简短英语,章王、干王等学习地理和机械学,还收藏西方文化科学附有插图的参考书,经常研讨这些学问。侍王经常披览世界舆图,通晓中外关系,熟悉欧洲政治。干王在香港生活多年,能用英语交谈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191页。),还学习微积分(《外国传教士访问苏州太平军》。《译丛》,第112页。)。他对世界各邦大势,盛衰成败之原作了调查研究。其中有英、美、德、瑞典、丹麦、挪威、法国、土耳其、俄罗斯、波斯、埃及、暹罗、交趾、日本、琉球、马来亚、秘鲁、澳大利亚、新加坡、天竺等国家和地区。洪仁轩在对各国比较研究中提出了许多富有时代气息的卓越见解。诸如大力发展近代工商企业的意识。尤其注重发展能源、交通、原材工业。推行火轮车、火船气船,使全国二十一省,下至郡、县、市镇、大乡;脉络相通。开采矿藏,开办银行,发行纸币,兴邮亭、书信馆、新闻馆,兴医院、育婴堂,兴办保险事业。

太阳集团,如前所述,洪秀全在接受基督教文化、酝酿发动起义之初,就主张与各国“互通真理及知识”,奠定了太平天国实行对外开放,引进西方先进事物的思想基础。奠都天京后,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及太平军同各类外国人交往的增多,洪秀全本人虽然极少接触外国人和外国事物,但先进的西方器物技艺却通过某些渠道对其产生了相当影响,促使他形成了明确的学习西方“长技”的思想倾向。据在太平军中服役9个月并目睹天京事变的两位欧洲人说:洪秀全在杨秀清死后,“宣布他愿意接受一切外国礼品。”(《太平天国史译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71页;)天王府前,就摆着“马萨诸塞1855年造的”“两座很好看的十二磅炸弹的火炮”。这两位欧洲人“常被叫去”给太平军“解释撞针的用法。”(《太平天国史译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68页;)这种做法显然是得到了洪秀全认可的。后期到天京的洪仁则说:“天王对于引进欧洲进步事物,诸如铁路、蒸汽机等类东西,极为赞成。”(《北华捷报》第524号,1860年8月11日。)有人甚至说洪秀全曾“如饥似渴地沉浸于研读那些送给他的科学方面的书籍”。从洪秀全对洪仁玕《资政新篇》中有关向西方学习建议的批示看,这些说法都是可信的。

开放的意识。这是太平天国始终坚持的对外政策。“太平军自起义以来,就想占领一个海口,以便可以和外国通商,并得到武器和军用品的供应”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213页。)。杨秀清答复英人31条中,指出:“平定时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00页。)1862年3、4月间,外国商人身带银元到太平军占领区宁波购买生丝。他们认为:“太平军很喜欢做买卖,很愿意促进贸易的。”塞克斯:《太平天国问题通信》。《译丛》通过开放,引进西方的科技和人材,达到振兴本国的目的。这是太平天国首领借鉴国际经验提出的:暹罗与英国通商,“亦能仿造火船大船,往各邦采买,今亦变为富智之邦”,俄罗斯到佛兰西学习邦法,火船技艺,“声威日著,今亦为北方冠冕之邦。”所以《资政新篇》规定:“凡外邦人技艺精巧,邦法宏深,宜先许其通商,……并教技艺之人入内,教导我民。”

如果说洪秀全对西方“长技”优越性的认识是间接得来的,其引进西方先进器物技艺的思想主张也基本还停留在口头和纸面上,那么,太平军将士们对西方“长技”优越性的认识则是得自切身体验。在贯彻对外开放政策过程中,由于他们自始就基本消除了鄙视“外夷”的传统偏见,与外国人称兄道弟,因而一旦接触到西方精巧器物,便立即产生引进西方先进器物技艺的思想,并毫无犹疑地尽可能付诸实践。

国与国之间平等交往的意识。定都天京初期,太平天国有“天朝乃万国真主”的思想,引起外国人的极大反感。杨秀清对外宣布:“有一国不到天国朝上主皇上帝,朝救世圣主,朝万国真主,便是妖魔,尔等知否?”(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07页。)后来,随着国际交往的频繁,革除了“夷夏之防”的陈腐观念,规定:“凡于往来言语文字,可称照会、交好、通和、亲爱等意,其余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皆不必说也。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不是经纶实际,且招祸也。”

早在1854年美国公使乘“苏斯奎汉那”号军舰“访问”南京,路经瓜洲“抛锚过夜”时,瓜洲的太平军守将在美国人带领下参观了军舰。据说这位守将“对舰上炮群大为赞赏,而且特别在一门八英寸口径的重炮前徘徊不去,对其左右转动的炮架与美观的升降装置尤为注意。他在船上逗留多时,最终表示十分希望乘此军舰巡航。”当这艘军舰路经芜湖作短暂停留时,“当地一些首领参观该舰,……表示希望用这类轮船在这段航道上进行商业贸易。”(《太平天国史译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40页)这说明在太平天国初期,凡接触过西方精巧器物技艺的太平军将士,随即就产生了引进这些先进器物技艺的愿望。

移风易俗意识。在历史转折关头,太平天国冲决旧世界的罗网,其中也针对沿袭以久的许多封建性的风俗习惯方面的内容,如禁止贩卖与吸食鸦片,具有反侵略的意义;禁溺子女;禁修斋建醮;革阴阳八煞之谬,便于开矿,大有利于民生国用;废女子缠足、废男子垂辩及长指甲、禁娼妓、禁贩卖妇女;在婚丧礼仪方面也有改革。其中特别是关于解除人身依附束缚的问题,“家贫卖子,只顾眼前之便,不思子孙永为人奴,大辱祖考;后世或生贤智者不得为国之用,反为国之害矣。故准富者请人雇工,不得买奴,贻笑外邦。”雇工与买奴,具有不同的性质,这条规定,为工商企业指明了正常的劳动力来源。

随着太平天国事业的发展和对外交往的扩大,太平军将士对西方“长技”的兴趣日益浓厚,引进西方先进器物技艺的愿望也日趋强烈。前述目睹天京事变的那两个欧洲人,在叙述1856年太平军和南京情形时说:“太平军很喜欢欧洲的东西,如百音盒、手套、雨伞、钟表和手枪。我们时常见到好的外国表在南京街上出售,两块半大洋。几乎每条街上都有钟表修理店。”(《太平天国史译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43页;)呤唎记述他1860年经商路过太平军辖区的情况时说,许多到过他船上的太平军“都迫切要购买枪炮”(呤唎着,王维周泽《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上册,60页)。洪仁玕与李秀成在1860年破江南大营后制定“乘胜下取”的战略计划时,定议“一俟下路既得,即取百万买置火轮二十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册852页)。太平天国后期,各地太平军将士十分渴望获得西方枪炮弹药等武器装备及其使用制造技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太平军高级领导层中,有不少人钦慕、学习西方先进器物技艺的思想主张已达到了较高的层次。据呤说,他所熟悉的干王、章王、忠王的儿子茂林、干王的小儿子“以及其他几位首长”,在太平天国后期都“学习英文”,“干王、章王全都熟悉地理和机械学,还收藏有许多关于西方文化和科学的附有插图的参考书”,并且“经常研读这些学问”(呤唎着,王维周泽《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上册,191.192页)。1860年访问南京的美国传教士霍姆士,在关于南京之行的报导中,对章王与他的一次会见作了如下记述:

太平天国推进中国近代化的历史功绩,主要为:

另一个同样的椅子放在他的近边,他请我坐下,就向我询问外国机器等等的情况。他对于一幅据说是外国人绘制的有平行线的地图感到了困惑不解,于是请我解释说明。他又让我参观了他的一个望远镜和一个八音盒,对这两样东西,他向我提出了各种问题(呤唎着,王维周泽《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上册225页)。

政治上,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与发展,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促进统治集团内部的调整和更替。一批以满洲贵族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派,如向荣、乌兰泰、徐广缙、陆建瀛、江忠源、吉尔杭阿、和春、张国梁等人,他们率领的八旗、绿营在与太平军交战过程中,相继溃败丧身,代之而起的是曾、左、李的湘军和淮军。实际上,太平天国为“洋务派”的出台扫清了道路。曾、左、李镇压了太平天国,但就兴办“洋务”方面则又继承了太平天国未竟的事业。太平天国对“洋务派”,思想上起了启蒙作用,行动上起了引导作用。李秀成临终前就向曾国藩“传授”采购和制造洋枪洋炮的经验。他说:“老中堂早定计去广东先行密中多买其大炮回,先有其炮,其药其码子全贮多多,防在要隘。炮位要大,要买其洋鬼炮架,有其炮,无其炮架不能。买炮为备隘口者,总三、四千斤即可,太大不必买他。他十五、三十斤重码,而何将炮而制计保水面之坚,虽我有我国之广炮之好,实无他炮之强。取到其炮,取到车炮架,寻好匠人,照其样式,一一制造。……欲与洋鬼争衡,务先买大炮早备为先,与其有争是定。……现今广东人众近在海,知洋鬼之来情,知其鬼利情节之人,查寻数人为用,去办此物,非广东之人不能。现今仍言买动洋鬼通敌数人,同作生意,可到广往来,好买其炮。买此炮上海、宁波未有,东省是鬼子旧根,此处要用者亦彼处之来,到广东乡巷所买便也。欲同步战之利,到乡巷要密买其鬼之抬抢,此炮每条食炮十两半斤之上下,鬼与步战,其定用手抢打远过我买洋抢,故其来少用抬抢,我买为之用,实有利便甚也。愚言如此,我与其战过,方悉其由。”李秀成的这番话,根本不符合作为一个囚徒身份在说话,倒象是一位老师手把手地在教导自己的学生,如何如何,应该怎样,不应该那样,讲得媚娓动听,细致入微。李秀成的这番话,表明太平天国对采购、使用以及自行制造洋枪洋炮,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相反,当时的曾国藩辈对此则不甚了了。值得注意的是,这段篇幅可观的“经验介绍”与《供辞》似乎很不协调的,从行文中有“老中堂早定计去广东先行密中多买其大炮回”的话看,很可能是曾国藩出题向李秀成提出的“咨询”,否则李秀成在囚笼中怎么会知道对方的军事机密?或者,李秀成是从别的渠道获悉这一机密的话,又怎么放在《供辞》中暴露这一机密?不管是否主动咨询,总之反映出其时“洋务派”祖师爷的洋务知识极为贫乏,迫切需要从太平天国首领中学到东西。但“洋务派”背离了太平天国“防鬼反为先”的精神。

很显然,这些高层领导人在太平天国后期,于军务倥偬之中“学习英文”,“经常研读”“关于西方文化和科学的附有插图的参考书”,“询问外国机器等等的情况”,绝非是出于个人的情趣爱好,而是渴望得到西方“长技”心情的真实表现。

思想上,太平天国提出了一系列与封建传统观念相悖逆的具有时代气息的近代化意识,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尤其是《资政新篇》所勾勒的中国近代化蓝图,具有开拓性的划时代意义。其所列各项目标,实际上是尔后中国几代人为之奋斗的行动纲领。

太平天国获取西方“长技”的愿望,由于西方列强初假“中立”之名严禁输入,继而公开支持清政府血腥屠杀太平军,以及清政府严密封锁太平军辖区的对外交通,太平军本身缺乏近代科技人材和激烈的战争环境等原因,大多没有能够实现。尽管太平军采取了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但除了象八音盒、钟表、望远镜等“洋货”外,他们所能引进的西方先进器物技艺,主要局限于近代西洋枪炮弹药等武器装备及其使用和部分制造技术。

总之,太平天国为推进中国近代化,迈开了可贵的一步。其所以称一步或第一个台阶,这是因为整个中国近代化分为三个台阶。第一个台阶,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第二个台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辛亥革命。第三个台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三个台阶相互关连,依次前进。反映三大阶级——依次登上历史舞台,其形式、内容、结局都反映出不同的时代性和阶级性。

太平天国后期,苏、浙各地太平军中的西洋枪炮武器为数已相当可观。据李鸿章说:“贼中专用洋枪,力可及远,皆牛芒鬼子、广东、宁波商船购运者,无法禁止。”其中“李秀成所部最众,洋枪最多”。(《复曾沅帅书》,《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忠王李秀成、慕王谭绍光、护王陈坤书、侍王李侍贤、辅王杨辅清、听王陈炳文等所属各部,均有专用西洋武器的“洋枪队”、“洋炮队”,或由事实上主要是欧洲人组成的“英美军队”(参见郭廷以:《太平天国日志》,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版,648、881页;沈葆桢:《查明办理降众情形析》,《沈文肃公政书》卷3,《史密斯日记》,《太平天国史译丛》第2辑。)。这些西洋武器装备在太平军抗击中外反动势力的疯狂进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致李鸿章得出了对付太平军,“唯有多用西洋军火制之”的结论。(《复曾沅帅书》,《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从这个意义上说,太平天国无疑是促使洋务派“师夷长技”的动力之一。

先看第一个台阶,大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声誉扫地以尽,表明地主阶级已是近代化的绊脚石、革命的对象。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兴起,反映出当时只有农民阶级来充当时代的旗手,在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中推进中国的近代化。我们不能企求太平天国兴办一批近代工矿企业,建立近代化的政治体制。这显然是脱离历史条件的苛求。从军事工业近代化为起点,带动其他工业的近代化,这是第一台阶的历史任务。太平天国对此作出了较为满意的答卷。

据现有各种史料记述,先后在太平军中服役的“洋兄弟”大约不过数百人,而仅听王陈炳文所部“洋枪队”,1863年战败降清时尚剩7000余人,其“洋炮队”经裁汰精选后,也还有精锐近2000人(沈葆桢:《查明办理降众情形析》,《沈文肃公政书》卷3。)。太平军何以能搞到这么多洋枪洋炮?事实上,诚如《1860—1864年的太平军》的作者梅邦和弗雷代所说:“为清军提供军火的条件也常常为太平军所利用,因为商人并不严格挑选自己的顾客,只要顾客能出高价”。这两位作者据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和英国侵华舰队司令何伯给其政府的报告,叙述了这样的事实:说有时一年间,太平军仅在新加坡就购买“三千尊各种口径的大炮”,“上海一家洋行在1862年4月这一个月内,就供给叛乱军七百九十五门炮和一万一千磅弹药;香港和通商口岸的洋行公开做枪炮生意……”(《太平天国史译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71页;)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推断:太平天国后期,苏、浙各地太平军已经比较普遍地熟悉或掌握了洋枪洋炮的使用技术。当然,这些技术也主要是由太平军中的“洋兄弟”传授的,诚如吟所说:“中国人在未受到欧洲人教练之前,毫无例外地是可怜的炮手”,只会使用“经常固定在一点,炮口炮铳均不能移动”的旧式中国大炮(《太平天国》第5册,259页;《太平天国史译丛》第2辑,119页;《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他本人就奉命较长时期“教练太平军兵士炮术,或教练太平军兵士操演一种中西参半的阵法。”(呤唎着,王维周泽《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上册,290页。)“苏州的英美军队队长”乔治·史密斯,在战斗间隙,也还特地和慕王谭绍光“一起练来复枪和手枪”(《太平天国史译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163页注②:120页;)。

第二个台阶,提出了变革封建的政治体制的历史任务,这是地主阶级内部分化,资产阶级逐步形成,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大致上说,自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加深,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仅仅着眼于“船坚炮利”,还不能真正解决救亡图存,国家要振兴,需从政治体制这个根本上下手。“前自甲午而后,明识远见之士,怵于国之不可以见辱,而政体之不可以不改变也,于是奔走号呼,潜移默运,垂二十年。”这里面又分二步,第一步是1898年由康有为、梁启超发动和领导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第二步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通过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孙中山在就职誓词中说:总统不是终身的,更不世袭的,他办事的原则是取民之公意,图谋民生幸福。这同封建帝王的独裁制、终身制、世袭制有明显的区别。洪秀全没有突破封建的政治体制,突破的任务是孙中山完成的,这不是谁低能谁高能的问题,而是各自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和阶级地位不同所决定的。洪仁玕在《资政新篇》里提到花旗邦即米利坚.“邦长五年一任,限以俸禄,任满则养尊处优,各省再举。有事各省总目公议,呈明决断。取士、立官、补缺及议大事,则限月日,置一大柜在中廷,令凡官民有仁智者,写票公举,置于柜内,以多人举者为贤能也,以多议是者为公也”这表明太平天国首领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赞赏和向往。而太平天国当时连刘邦、朱元璋式的改朝换代都没有实现.对美利坚的民主制不过是一种憧憬而已。

后期太平军不仅学会了使用西式枪炮,而且还开始学习制造西式枪炮弹药,甚至有些人已经初步掌握了制造西式枪炮弹药的技术。《李秀成自述》说太平军“在太仓抢得西式炮样,业经制造,与一样无差。”因此他对仿制西式大炮充满信心,说“取到其炮,取到车炮架,寻好匠人,照其样一一制造,……以一教十匠人,以十教百匠人,我国人人可悉。”呤说他在嘉兴时,曾将他所知道的铸炮弹、信线等的“全部知识教给了”刚刚负责督率炮队的一位姓余的旅帅(呤唎着,王维周泽《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下册,579页。),并把“一个工程师和另外一个人”留在湖州,“让他们制造枪炮弹药”(呤唎着,王维周泽《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下册578页。)。1862年前后,太平军至少在吴淞、苏州,昆山三处设立过兵工厂制造西式枪炮弹药@36。

第三个台阶,从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基础上,推进中国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这是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领导人民大众,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建立人民共和国而斗争的历史时期。

上述史实表明,太平天国后期已经开始在器物技艺近代化的道路上起步了。这是中国以往农民战争所未曾有过的事。这铁的事实,既是西学东渐,中国近代历史主流激荡的产物,也是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学习西方“长技”的结果。

以上三个台阶,反映了中国近代化的曲折历程,从中窥见了太平天国所处的历史地位。

三、否定假设结论的结论

(资料来源:《历史教学》1992年11月,沈嘉荣:江苏省社科院历史所)

除上述两大方面外,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因学习西方而显示出明显近代化趋向的事例尚多,如经洪秀全批阅同意颁行的《资政新篇》中的思想主张;太平天国“天下婚姻不论财”,妇女在分配土地、参军、参政等方面与男子享有同等权利的有关政策和部分实践等,都是向西方学习的产物。前者朱东安先生的文章已作扼要说明,学术界也极为熟悉,后者拙文《试论太平天国运动的均平思想》已有论述1991年,第3期。),均无庸再行赘言。

总之,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对外开放的思想与实践,学习西方“长技”的主张与成就,效法西方改革中国社会的施政方案,提高妇女社会地位的有关政策措施,等等,都说明太平天国受西方文化影响,顺应时代大势,开始朝着近代化的方向起步。这决非是仅仅学习西方宗教的结果。至于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政教合一政权中明显的“君权神授”思想,天国政权从中央到地方等级森严的尊卑制度,官员的世袭制,天王的嫔妃制,各大王侯的多妻制等等,则恰恰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种种毒素在太平天国机体中的遗传所致,农民领袖本身一时还不具有克制这些毒素的免疫机制,与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学习西方宗教毫无关系。相反,和同时期统治阶级中“师夷长技”的洋务派相较,无论在思想认识还是实践方面,太平天国学习西方“长技”所迈出的近代化步伐,都毫不逊色,只不过太平天国被中外反动势力绞杀于血泊之中,未能继续走下去罢了。当时中国进行你死我活殊死搏斗的两大敌对势力,几乎同时起步踏上了近代化道路,这一事实说明:实行近代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近代中国无论是谁取得政权,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和生存计,都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因为当时是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时代,它正在日益强烈地迫使一切“不想灭亡”的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255页。)。

历史本来是不能假设的,可既然冯友兰先生根据他的思路和依据,断定“如果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就要把中国拉回到西方的中世纪”,“把中国历史拉向后退”。那么,笔者根据自己的思路和以上所述历史事实,则要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即“如果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非但决不会“把中国历史拉向后退”,而且很有可能使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更加迅速。

(文章来源:《山东师大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2期)

Post Author: admin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