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荒废和落寞对话,山东社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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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在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指引这个新时代的理论,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根据这个概括,我们有理由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也进入了新时代,其指导理论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亦即习近平文艺思想。习近平文艺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文艺观、毛泽东文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它描绘了新时代文艺梦想的蓝图,擘画了新时代文艺事业的未来,成为繁荣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行动纲领和思想指南。

文艺理论不受青睐和重视,文艺基本理论建设停滞不前,文艺思想和观念迷茫混乱,已经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了。说我国的文艺理论目前处在一种冷寂、萧条、贫瘠和被边缘化之中,恐怕不算言过其实。虚假的问题,无效的积累,低水平重复,陈陈相因,思想疲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很多,如“商化”和“西化”的冲击,但我认为文艺理论队伍自身的素质也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标志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形成

众所周知,“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没有前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57-58页)今日中国的文艺实践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文艺领域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前所未有,诸种西方文艺学说的覆盖和弥散制造了复杂局面。这个时候,本来是文艺理论发展的肥壤沃土和天赐良机,可我们的不少理论研究却远离本土实践经验的启示,在“西潮”的波翻浪涌中,于躲进书斋的“趋史避论”里,逐渐丧失了独立思考、自主创新的能力。近二十年来文艺学的四次所谓“转向”,相当清楚地表明,它基本上是在西方人的理论轨道上行进的,“概念的疲劳”、“方法的疲劳”,已让人难以消受。这便不可避免地造成文艺理论与现实的悬空、脱节与隔膜。而在这一过程中,似是而非的东西、西方文艺理论教条在学科领域的影响急剧上升,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指导地位被明显削弱和冷落。譬如,人的本性是什么,这本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解决了的问题,可是,现在有的作者非要用人本主义取代唯物史观,在创作和理论中祭起陈腐的“抽象人性论”,非要在“人性恶”、“肉欲”和“性描写”中大显身手,一点不相信生活中真善美的存在,迷恋以主观粗鄙的好恶来对待客观世界。这样的文艺观,除了说它屈服于书商的“钱袋”和某些人的“眼球”,背离正确的历史观念和美学原则,还能作别的什么解释呢?

我们之所以把习近平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述、讲话,概括为习近平文艺思想,是因为它像毛泽东文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一样,表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入了新阶段,表明它继承和弘扬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了原创性推进。可以说,习近平文艺思想是中华民族走向全面复兴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构建和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当代中国文艺实际结合的最新产物。习近平文艺思想观点系统、判断科学、学理深厚、视野开阔、切合国情,业已成为完备透彻、深入人心的文艺学说体系。

毫不夸张地讲,在我国当下的教学和科研中,各种西方文艺理论已经铺张成为主体,许多人自觉不自觉地把它们看成是我国文艺学的主流。在不少高校里,文艺理论教育和教学的方针、目标已不明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课程已很鲜见;在创作界,生吞活剥当代西方“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意识以及腐朽低俗的文艺观念流行泛滥着,渗透并左右着一些作家的行动;在批评界,价值立场缺席,评判功能萎缩,“批评”变成无原则的“鼓吹”、“捧场”和编发“表扬稿”,严肃而科学的声音十分稀少、微弱,有些甚至在故意“把错误的东西炒热”;在文艺管理层,文艺理论研究的投入甚少,对深层问题不感兴趣,理论的“乡愿”作风和市侩习气盛行,不愿论是非,不想谈优劣,好像只要是理论和作品有了“市场”效应,有了“娱乐”功能,就完事大吉,谢天谢地,阿弥陀佛。所有这一切,带来文艺上诸多不景气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而所有这一切,归根结底又都与轻视文艺理论的研究、学习和普及密切相关。

习近平文艺思想的产生是有时代条件的。它的许多命题只能在当下这个时候提出,在此之前是不可能的;它经历了文艺多方面的检验,积累了充分的经验,摸清了文艺活动的规律;它坚持用唯物论和辩证法观察和解决文艺问题,因之成为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宁馨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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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中国的文艺实践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观念和认知已大大有别于前人。在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亟待总结和创新的。那么,什么是“总结和创新”呢?所谓“总结和创新”,就是从问题出发,从正在做的事情出发,把我们几十年的丰富文艺实践经验科学化。习近平文艺思想做的正是这个事情,这也是它能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原因所在。

重视文艺理论的建设和指导,是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一个传统和特征。注重文艺理论的联系实际和开拓创新,是文艺事业健康前进的重要保证。经验表明,搞好文艺理论建设,对广大文艺家、批评家和文艺管理者提高思想修养和工作能力,懂得按艺术规律办事,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的文艺是社会主义文艺,我们的文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文艺理论。我国的文论建设,如果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那就会因为没有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我们不能总是拿别人的“本本”来削足适履地框套我们的文艺实践,而应是用我们自己的实践去修正、改造和超越别人的“本本”。文艺理论的发展,可以允许对文艺“本质”、“价值”和“功能”等问题有多样化的理解,可以在已有古典和外来文艺理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可以对不断变化的文学和艺术世界保持“对话性”关系,可以推动作家艺术家与现实生活之间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开放性。但是,这不是无主调的众声喧哗,不是无方向的随意漂泊。文艺理论最终还是要对我们的文艺经验和文艺现象做出规律性的阐释。如果我们的文艺理论不能深深地植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不能从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切实需要出发,不去推进和建树有自己特色的文艺学说体系;如果我们的文艺理论丧失理性的批判和反思能力,轻率地膨胀某些话语,盲目地崇拜“舶来品”,不去深入研究,深化学理探讨,而是闻味跟风、亦步亦趋,那是很容易丧失精神气魄、变成人家的理论附庸的。

换言之,习近平文艺思想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改革的情境中形成的,是在反思和直面问题中铺展开自己的理论画卷的。只要我们稍加思索就不难发现,它的各个论点都是从现实需求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关切与期盼中孕育和提炼出来的;它的大量论述,都充满了探讨和破解文艺难题的“问题意识”。譬如,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时代、文艺与市场、文艺与理想信念、文艺与历史经验、文艺与文化传统、文艺的内容和形式、文艺的风格和创新、文艺的价值观、作家的创作状态、文艺家的道德情操、作家的素养和感情、批评的标准与态度、文体与网络传播方式、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党的领导与文艺工作,等等。哪个不是在现实中饱含着亟待解答的矛盾与问题呢?“矛盾与问题”成了习近平文艺思想紧紧抓住的“牛鼻子”。有了这些入口,才有接下来有的放矢的层层展开,才有既目光如炬又切中肯綮、既回望历史又紧贴现实、既高屋建瓴又娓娓道来的生动论述,不仅创造出许多新的理论话语,而且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勾勒出一个新的发展纲要,搭建出一个逻辑严密、特色鲜明的框架结构。这是习近平文艺思想体系性地创新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关键。

科学的本质是创新,理论的本质也是创新。我们的文艺理论只有走创新之路,才会给理论进步提供真正的动力,才会为超越别国的理论提供切实的手段。我们要努力创造勇于探索创新的活跃氛围,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不同理论学派的切磋和争鸣,提倡平等民主诚恳的批评和反批评。没有理论上的顽强攀登,没有理论上的相互论争和相互砥砺,文艺理论的进步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文艺理论搞不上去,就会影响士气,涣散人心,颓唐精神,搅乱创作,引发畸形与谬见。这些年,文艺上出现的一些令人担忧的倾向,应该说已经对此做了有力的印证。例如,打着将文艺与日常生活审美结合起来的旗号,淡化文艺与非文艺的界线,制造一些所谓“今天,真正算得上作品的作品是那些不再是作品的作品”(阿多诺:《现代音乐哲学》,见《西方美学通史》第7卷,第30页)的论调,显然就是带瓦解性的主张。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一条汹涌奔腾的长河,每个时期都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思想汇入其中。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习近平文艺思想所具有的理论穿透性和指导性、战略性和前瞻性、学理性和通俗性,在近百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进程中是不多见的。它所产生和正在产生的理论能量,极大地改变着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格局和面貌;它所呈现和正在呈现的精神魅力,正在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推向一个生机勃勃的新阶段。

所以,要解决好文艺家的艺术观问题,除了实践的作用以外,提高文艺理论素养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它是引导作家从思想上正确武装和不断升华的一个保障。那种认为学习文艺理论有碍创作、两者相互对立的观点,那种主张“远离理论”才能“直达心灵”的时髦见解,其实是幼稚、肤浅、哗众取宠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都告诫我们:“树立正确的创作思想,是出好作品的关键。”(江泽民:《宣传思想战线的主要任务》,1996年1月24日)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学好用好文艺理论具有极端的重要性。

构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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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形成同自觉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新形态是分不开的。这一系统几乎涉及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和创作问题的所有要素与层面。尤其是它把这一切都放到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中审视,放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语境中阐发,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系列问题,这就使有关社会主义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职责和使命、目标和任务、原则和要求以及文艺创作该“做什么”与“如何做”的论述,有了新的意涵,大面积地实现了经验性“名称”向规定性“概念”的升华与转化。如果我们将习近平文艺思想中各个概念和观点的“网结”组织起来,通过具体论述,就能看到一个相对完整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形态的雏形与轮廓。

我们要从文艺事业兴旺发达和繁荣振兴的高度,从文艺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充分认识文艺理论建设的现实意义和紧迫性。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文艺理论在文艺事业中负有特殊的使命。一个国家的文艺,如果没有自身的理论支撑,没有以深刻理论为根基的文艺指导原则的相对稳定,没有浓厚的理论研究和传播氛围,那就会失去它的凝聚力和生命力。文艺创作、文艺批评和文艺管理要想健康发展,没有理论的帮助是不可想像的。如果我们动摇了科学文艺理论的指导地位,仅仅在具体文艺政策层面做些不疼不痒的规定,把文艺理论研究当作可有可无的工作,势必导致文艺思想的芜杂和苍白,导致文艺气度的萎靡和滑坡。文艺理论建设,关乎文艺事业的前途和命运。蔑视文艺理论是不能不受到惩罚的。

文艺理论创新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在比较中,我们会发现哪些文艺理论更加符合实际,更加“接地气”,更加具有新时代的特点。倘若我们把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作为习近平文艺思想诞生的界碑,那么,毫无疑问,它一经产生就迅速给我国文艺界带来风清气爽、拨正航向的可喜局面。那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孤岛式文艺学说相形见绌,那种不把“中国精神”当作社会主义文艺灵魂的观点开始失去人们的信任,那种迷信和一味追随西方学说的做法变得十分尴尬。而此时,实现了对历史逻辑深刻把握和对当前文艺问题敏锐洞察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习近平文艺思想,则表现出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历史和现实还表明,创作家也好,批评家也好,领导者也好,只有重视理论学习,大力提高文艺理论水平,才能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在撩人欲望的诱惑中,在乱花迷眼的局势中,看清本质,驾驭全局,掌握主动;才能更好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避免犯这样那样政策性或艺术观上的错误;才能不断地总结和提升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从而做出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理论概括。

习近平文艺思想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形态,它的主要特征至少有这样几点:一是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造性地落实到文艺各个层面,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扩大到文艺工作和文艺创作各个环节,从而使许多文艺课题有了新时代的新鲜感;二是实现了文艺理论从概念演绎到现实逻辑的研究范式转型,实现了文艺理论从引进依赖到主体自信的认知模式转变,将文艺理论研究从长期陷于西方学说的泥淖和迷信中摆脱出来;三是厘清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传统、中国智慧、中国贡献对文艺理论的价值,从理念到规则、从路径到方案、从顶层设计到实施办法,全方位地提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新范本。

我相信,科学的文艺理论能够引领我们深刻地认识文艺活动的规律和法则,能够帮助我们有效地抵御文艺历史河流中的漩涡和逆动,能够开阔和提升我们前瞻、预测文艺走向的眼界和胸襟。这个道理许多人是承认的。当我们面对时下文艺既贵族化又低俗化、既商品化又精英化、既时尚化又物欲化的潮流的时候,科学的文艺理论是有能力找到问题的症结和开出合适的药方的。因为文艺理论不是空的,它需要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进程中加以落实并得到检验,它需要确立以文艺实践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法。西方不少文艺理论在我们这里之所以面临热闹非凡而不解决问题的隔靴搔痒式尴尬,就是因为“水土不服”。倘若我们硬将各种外来文艺理论都当成包治百病的“莫里逊氏丸”,那肯定是吃错了药。

马克思曾经说过:“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由于习近平文艺思想是在“中国问题”场域中展现自主的思维能力,以切中文艺现实为根本目标,其回答充满唯物辩证法精神,因此它同教条主义是对立的。可以说,习近平文艺思想超越教科书和学术专著之处,正在于它独特的现实性品格,不仅“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且具有“掌握群众”的能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学风的生动体现,是它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纲领和指针的有力保证。

我们的文艺理论不能总是跟在人家后面爬行。我们要认真研究在当前形势下我国文艺发生的变化及其未来趋势,努力提出有问题意识的、符合实际的、有说服力的、贴近大众美学立场的理论观点和学说。我还是相信马克思的话:“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文艺理论搞好了,搞深入了,就能使科学的文艺观念和正确的文艺思想在文艺活动中发挥主导作用。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新时代的文艺理论,应该反映时代的精神特质,反映文艺实践的发展要求,反映当代中国文艺运动的现实逻辑,面向中国问题,确立研究的主体性,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把文艺理论的命运同民族复兴的伟业紧密相连,构建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新形态。在这方面,习近平文艺思想的榜样力量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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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了“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问题

这里,我想再谈谈文艺基础理论的研究。这更是一个“门可罗雀”的角落。从事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人员已是屈指可数,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可谓寥若晨星,文艺基本问题的讨论几乎接近于无。这对于文艺事业和文艺学科来说,都是极不正常的。

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面临的重大课题。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新形态的习近平文艺思想,其内核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对这些问题给予创造性的回答与解决。习近平文艺思想总结了中外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精辟地规划和指明了实现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路径,这在马克思主义文论史上具有突出的意义。

基础理论研究是科学之本,学术之源。它的发展水平,是一个民族理论智慧和思维能力的基本标志。对于文艺学来说,同样如此。文艺基础理论是文艺理论进步和创新的先导和依托,它可以为文艺的健康发展铺就坚实之路。

“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面对各种文艺思潮、文艺现象、文艺批评中存在的问题,习近平同志把阐明新形势下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与任务作为重点。随后,他又通过提“几点希望”的方式,揭示出如何实现“人民的文艺”的办法和途径,即“坚定文化自信,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坚持服务人民,用积极的文艺歌颂人民”;“勇于创新创造,用精湛的艺术推动文化创新发展”;“坚守艺术理想,用高尚的文艺引领社会风尚”。前者是“该不该”走“人民的文艺”之路的问题,后者是“怎样”走“人民的文艺”之路的问题。习近平同志主张艺术理想要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要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要推出更多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为人民昭示更美好的未来,为民族描绘更辉煌的明天。习近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文艺性质的判断,对实现发展“人民的文艺”举措的拟定,恰是他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宝库增添的新内容。

当然,相比较而言,文艺基础理论研究是艰难的。它需要有更多的投入和投资,需要付出更多的心智和心血,见效周期也比较长。恩格斯说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页)。因此,在这里,缺乏积淀,因袭守成,夸夸其谈,投机取巧,“忽悠”卖弄,都是无济于事的。

从马克思、恩格斯呼吁工人阶级的斗争生活“应当有权在现实主义领域内要求占有一席之地”,到列宁希望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从毛泽东申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强调“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再到习近平提出“人民的文艺”思想,认为“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我们清晰地看到,这样一条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红线,越来越焕发出耀眼的真理光芒。

但是,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又是人所共知的。自然科学的例子自不必说,就说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吧,哪一次重大的进展和突破不是先由基础理论研究的发现带来的?基础理论研究迈出的一小步,往往就变成批评和创作前进的一大步。然而,我们似乎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议论:是从事没啥用的基础理论研究呢,还是把资金和精力集中投到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上去呢?从辩证的观点看,这后一种说法显然是短视的。记得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曾说:如果一个社会将自己局限于技术转化,那么,在基础研究不能发现新的技术和现象时,也就没有什么可转化的了。技术的发展是生根于基础研究之中的。(《中国青年报》2005年9月15日报道)文艺基础理论与文艺批评、文艺创作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当今的发展,说一千道一万,就是要高举起人民文艺的旗帜。这是社会主义文艺制胜的法宝,是社会主义文艺获得长久生命力的秘密。只要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一切想着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文艺事业、文艺工作、文艺批评就有了切实的抓手和规范,就有了成熟的思路和见解,就能破解各式各样的难题,就增强了攀登文艺高峰的勇气和信心。这是习近平文艺思想强调“文艺的一切创新,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经历几十年风雨磨洗总结和提炼出来的最为宝贵的经验。

轻视基础理论研究目前有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主张文学理论“批评化”。不是说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不可以有良性的互动,两者的相互“转化”本是正常的机制。但是,倘若片面主张文学理论走向“批评化”,其结果,就难免使得文学理论本身的学理性减弱,科学性品格降低。有学者说得好,当文学研究者只是热衷于对一些新潮现象和热点问题做出及时描述和阐释时,这些表面性的现象和事实是很容易遮蔽那些真正值得关注的深刻的普遍性的学理问题的。而作为研究主体为了争得对现实问题的发言权和话语权,也往往会有意无意地搁置乃至放弃对这些深刻的普遍学理性问题的关注与思考。这就势必造成文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搁浅,使整个学科的创新和发展止步不前。(赖大仁:《文学理论批评化:趋势与问题》)

习近平同志曾指出:“实际上,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这个判断,同样适用于对社会主义文艺的认识。“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作为中国伟大社会变革一部分的文艺变革,同样需要结合实际,在特定国情和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新的探索与创造。从这个视角观察,我们就更可以看清习近平文艺思想对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已经和必将产生的深远影响。

太阳集团,不错,如果文艺理论家都成了时评家,抵达问题实质的学理化论析都不见了,如果为文学批评和创作提供某种必要价值立场、理论态度和思维方式的生产都“停工停产”了,如果本该有的理论学派论争变成了鸡毛蒜皮的无聊的“圈子战”和“口水仗”,那么,文学理论的研究能不走上浮躁化、泡沫化、低俗化和游戏化的歧途吗?

在认真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今天,广大文艺家和理论工作者有责任和义务把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工作努力地开展起来。

现实发展,形势逼人。我们没有理由亦没有权利让文艺理论的园地冷寂、荒凉、萧条下去。我们要奋发努力,加大投入,潜下心来,积极创造,让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焕发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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