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夏族民共和国意识历史

太阳集团,南都讯 记者朱蓉婷美国汉学家柯文
(PaulA.Cohen)的代表作《在中国发现历史》近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推出新版,该书在学界被认为是结束西方汉学“费正清时代”的标志性作品。

美国学者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①一书,围绕“冲击—回应”模式等问题,对如何解释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认识。虽然作者“写此书之初,心目中的读者主要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中国专家”②,但此书的中文版1989年以来在中国大陆一版再版,反映了其对中国学界的“冲击”之大和国内学界对此著重视程度之高。原因何在?或许,还是此书译者林同奇说得好:此书虽然是对美国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几种主要模式进行批判性总结的著作,但其中“也流露了对中国大陆研究近代史之成果与方法的某些值得商榷的看法,有待我国史学界作出回答”③。我国史学界的反响果然热烈。根据罗志田的观察,“‘在中国发现历史’取向,近年受到许多国人赞赏或仿效”,此书“引用率甚高,‘在中国发现历史’一语几成口头禅”。④笔者所见评论如下:或称柯文的“中国中心观”“虽也有一些重大的理论缺憾”,如过分强调中国背景的复杂性,未能深入地研究有关外国的一端;但他“把自己的理论体系建立在较精密和周全的论证上面,并以各种历史事实加以验证,其基础比较扎实”。⑤或认为“中国中心观”是建立在对“西方中心观”模式的批判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实践基础之上,值得肯定;但其“所依托的价值标准和话语体系毕竟还是源于西方”,故对其“能否接近中国历史真实”表示怀疑。⑥或认为柯文试图超越西方“现代性”冲击中国传统社会的旧说,打开了一扇透视中国近代史的新视窗,但由于过分强调了内部因素,“导致了‘中国中心观’内在理路的紧张”⑦。上述评论各有侧重,但对“中国中心观”多予肯定。另有论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中国中心观”进行批驳,认为“中国中心观”亦已成为一种教条——“柯文教条”,柯文“从19、20世纪中国一系列看起来与西方有关联的重大政治事件中尽可能地剔去西方的影子,使其连缀成一幅在我们看来颇具阴郁色彩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内争不已的历史长卷”,⑧否定了“中国中心观”的价值。上述评论给予笔者诸多启发,但仍有泛泛之嫌。要准确评价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尚需进一步做更细致些的分析。故本文仅拟就此著第一章关于“冲击—回应”模式的论述及某些概念的使用等具体问题,略陈己见,并祈作者及方家不吝赐教。一
从模式出发,还是从史实出发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和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等人的影响下,美国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社会曾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缺乏冲破传统框架的动力,只是在19世纪中叶经过西方的冲击⑨之后,才发生巨变,向现代社会演变。这就是柯文要否定的所谓“冲击—回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le)。否定“冲击—回应”模式的根据是什么?柯文在该书《序言》中称:越南战争“揭露了美国在政治、道德、文化全面领先的神话,越南解放了美国史家,使他们也许是第一次,放弃了西方的准绳与西方衡量历史重要性的标尺,转向一种更加真正以对方为中心的史学,一种植根在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历史经验之中的史学”。据林同奇的解释,20世纪70年代之后,由于受到越南战争、水门事件等的震动,部分美国学者“对美国与西方文明的精神价值发生根本动摇,对西方‘近代’历史发展的整个道路与方向产生怀疑,从而对上述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中以西方为出发点之模式提出挑战,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和形态结构”⑩。由此看来,现实情况或世界历史新的发展,使一些美国学者对美国和西方的认识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对中国近代历史认识的变化,“中国中心观”应运而生。这提供了关于现实社会生活如何影响甚至左右着人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之命题又一个颇具说服力的实例。“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之名言,果然屡试不爽。但是其“真”的程度如何,仍可怀疑。因为对于这种现象,在肯定其包含合理性的同时,亦须注意到其另一方面,即人们由于社会变迁而对于某一历史问题的认识亦随之发生的这种变化,只是人们在某一特定时期对其现实社会认识的一种折射,而不是源于对于那一特定历史本身的研究,而历史研究的根本原则毕竟是要从史实出发。此外,历史研究中,如果过分强调某种“模式”,则很难避免用公式去剪裁历史的弊端,具有很大风险。即使要运用某种模式,这种模式也应该是建立在对这一阶段历史深入全面研究的基础之上。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某种模式的建立或推翻,从根本上来讲,均应是在对中国近代历史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之后,而不应是源于研究者对其自身所处现实社会某些现象的怀疑和批判,或搬来一个形成于其他国家历史进程的某个模式来套用于中国近代史。柯文对“冲击—回应”模式提出批评乃至否定,主要不是出于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具体研究,而是源于作者对其自身社会现象的反思及进一步的推演,从而对既有模式反其道而行之地构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然后去套用于中国近代史。作为实证科学的历史学,这样的研究、这样的模式能带给我们多少真实可信的东西呢?为说明“中国中心观”正确,柯文称:应力戒将19世纪中后期的改革看成“只是随着西方冲击才产生的现象,而且只有联系这种冲击加以了解才具有意义。晚清中国的改革思想与活动尽管越来越受西方的影响,但同时也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改革传统的一部分,这个传统在其渊源、风格甚至许多内容上很少,乃至完全没有受到外国的启发”。柯文这种说法,是欲以中国有与西方影响无关的悠久的改革传统,来弱化乃至否认近代中国历史与西方冲击的联系。这个说法之所以似是而非,是因为其模糊甚至混淆了“晚清中国的改革思想与活动”与此前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所具有的重大区别。确如柯文所称,中国本身“具有悠久历史的改革传统”,清代之前中国历代王朝多进行过或大或小的各种改革,清王朝自建立后亦曾有过“摊丁入亩”、设立军机处等经济、政治的变革举措。但是,那些改革与晚清的改革相较均有一重大区别:前者都是在中国与其域外事务没有什么关系的状态下、且都是完全针对中国内部的问题而进行的;而晚清以来的改革,虽然可以说是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变革精神在延续的体现,但这些改革思想与活动几乎无一不是因西方的冲击而引发,而且呈现“越来越受西方的影响”的趋势。再者,晚清时期改革的内容与性质与此前中国历史上的改革相比亦有重大区别:晚清之前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思想与活动,均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宗法专制制度之内的改革,其改革是对这个经济、政治体制的完善或修补,并不对这个制度本身构成任何损害或威胁;而晚清的改革,是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商品、资本侵略的巨大冲击下,被迫学习、引进西方社会工业生产设备和技术以及管理方式等等。这样的变革引起了物质生产活动领域的变化,渐及教育、政治制度乃至思想文化,导致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深刻变化,虽然当时的改革者意识不到这一系列无可避免的后果。显然,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与此前的变革有着性质上的重大区别。不联系西方的冲击,就无法认识和理解晚清的变革。而柯文虽承认中国晚清以来的变革“越来越受西方的影响”,但同时又特别强调,应力戒认为这个改革“只有联系这种冲击加以了解才具有意义”,实际上仍是否认晚清的变革与西方冲击的联系。近代中国与此前相比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遇到了一个来自西方且比自身发达强大的外部世界,并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冲击。这就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的西方因素。中国具有悠久的改革传统,但这与晚清的变革是由西方的冲击而引发并不矛盾。西方的冲击——这是欲认识近代中国不能不认真对待的事情。如果不“联系这种冲击”,关于19世纪中后期的变革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将无法解释。柯文认为,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以往占据优势的是“局外人”的观点,故提出应“采用局中人创造的有力观点”,倡导“进入中国内部”,“了解中国人自己是怎样理解、感受他们最近的一段历史的”。按照林同奇的说法,“柯氏认为史学家应该按照历史事件的参加者的准绳从他们所关心的问题着手研究历史,并尽可能采用他们的角度,按照他们的体会去理解这些问题。这就是柯氏所谓‘力求设身处地(empathically)按照中国人自己的体会来重建中国的过去’”,亦所谓“移情方法”。既然如此,那我们就根据柯文的观点,来看看那些“局中人”,看看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事件的参加者”的那些“中国人自己的体会”如何。作为近代中国知晓西方世界的思想家,薛福成认为,中国在与西方“并峙”的情势下,“商政矿务宜筹也,不变则彼富而我贫;考工制器宜精也,不变则彼巧而我拙;火轮、舟车、电报宜兴也,不变则彼捷而我迟;约章之利病,使才之优绌,兵制阵法之变化宜讲也,不变则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薛福成所提出的这些“变”——商政矿务之筹,火轮、舟车、电报之兴等,不正是中国人对西方冲击做出的回应么?而且不正是这些所谓“宜筹”、“宜精”、“宜兴”、“宜讲”,引发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系列变动吗?虽然这也许是当年薛福成所无法预料的。另一位思想家王韬则惊呼:“呜呼!今日之所谓时务、急务者,孰有过于洋务者哉?”而且预言“中国不及百年,必且尽用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更是表达了当时中国人在西方世界冲击面前欲奋发有为的积极心态,学习和仿行西方事物的紧迫感及要赶超西方文明的进取精神。梁启超在论及西方冲击对中国的影响过程时称:“‘鸦片战役’以后,渐怵于外患。洪杨之役,借外力平内难,益震于西人之‘船坚炮利’。于是上海有制造局之设,附以广方言馆,京师亦设同文馆,又有派学生留美之举,而目的专在养成通译人才,其学生之志量,亦莫或逾此……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两年之后,梁启超又进一步将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器物”、“制度”、“文化”。以上文字旨在批评中国进步的彳亍与迟缓,也使我们从中看到近代中国在西方冲击下所做回应的大致过程。上述三氏,均为“局中人”,其中梁氏更是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完全符合“历史事件的参加者”的标准。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柯文将“冲击—回应”模式尽归于费正清等美国学者的创造,而忽略了在费正清等人之前,中国学者有关“冲击—回应”问题的论述。洋务运动或许是中国对西方“冲击”所做出的最初也是最具意义的“回应”,即使反对“冲击—回应”模式的柯文,也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对西方“冲击”做出的“回应”。而中国学者关于西方冲击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影响的认识,亦集中表现在对洋务运动的论述上。例如,李剑农在论述洋务运动的“动机”时指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便是模仿西法的动机。因为受鸦片战争的挫败,知道夷人也有夷人的长技,非中国人所能及,非师其长技不足以制之。在洪杨战役中又受了一次英法联军入北京的大耻辱,这种感觉愈加迫切。”为“师夷长技”而建立军事工业是洋务运动最主要的内容,从其“动机”来看,无疑属于对西方冲击的直接回应。何干之则明确指出:“新政的鼓吹,变法的提倡,不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政治要求,而是外夷威迫中发奋自强的呼喊。不是内在的而是外在的,不是自发的,而是被动的。”近年来,尽管中国学者对洋务运动性质、作用及结局等问题的观点不一,但对于洋务运动是因应对西方的入侵而起则看法一致。李时岳认为:洋务运动中,“为抵御外侮而兴办军事工业,完全出于政治动机,它是帝国主义军事侵略的反应,洋务派兴办的规模巨大的兵工厂、造船厂等,都属于这一类”。《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一书指出:“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始终围绕着如何回应外国列强的不断挑战这个主要线索。”根据樊百川的研究,洋务派的所谓“自强”新政,几尽为西方“冲击”的结果,其所著《清季的洋务新政》一书指出,“洋务派尽管喊叫了三十余年的‘借法自强’,主动进取性却少得可怜,差不多都是靠外国侵略者诱导以至逼迫出来的”,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海军的建立等。即使有论者对“冲击—回应”模式持保留态度,认为其“不足以说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全部内容”,但仍认为,“不能否认,从当时的世界现实来看,中国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必然要受先期发达的西方国家的影响,并要以西方社会为蓝本来改造中国传统社会”。戴逸则认为,“18世纪末,尽管中外贸易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但中国人接触外国的渠道十分狭窄,对世界状况、西方的科学文明毫无所知,整个社会如一潭死水,停滞凝止,没有进步”,“洋务运动中清政府被迫蹒跚前进了几步,搞了一些近代工业……建海军,办教育。中国的现代化从此起步”。汪熙对“冲击—回应”模式有独特的认识。他将费正清之“冲击—回应”模式称为“冲击—反应取向”,并解释称:“‘取向’是英文‘approach’的意译,原意指探讨问题时采取的角度、方式和路子。”“内部取向”即指“内部因素”,“外部取向”即指“外部因素”。汪熙提出:“外因和内因这两种取向都不能偏废。须知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世界撞击中国的大门,并以各种不平等条约为跳板侵入中国,这是历史的事实。但是任何外来冲击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只有通过中国内部的因素才能起作用。”笔者认为这是很重要的意见。所谓研究中国近代史“两种取向都不能偏废”,就是要从历史事实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应预设某种取向,限制住研究者的视野和思维。西方的冲击是“历史的事实”,西方的冲击“只有通过中国内部的因素才能起作用”同样是历史事实。而且汪熙指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外因(在这里指西方的冲击)也可以成为主要的一面……离开了西方的冲击及影响,很多中国内部的事就无法解释。”这体现的是一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的态度。历史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其研究原则是从事实出发,把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研究某一事件或现象的时候,若带着预先设定的某种取向或模式,往往妨碍人们对这些事件或现象得出正确的认识,甚或歪曲历史真相,这早已为历史学研究的实践所证明。二
关于“层带”问题柯文称:“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冲击—回应取向的问题,在于它按照中西接触中产生的一整套问题来事先规定19世纪中国历史中哪些事物才算是重要的。更具体地说,它从几方面歪曲了历史:它阻碍人们去真正研究这一时期中与西方入侵没有关联的历史侧面;它容易使人把19世纪中国与西方有关联的一些侧面单纯地解释为‘中国对西方挑战的回应’,而实际上它们却部分地——在有些情况下主要地——是对本土力量做出的回应;最后,由于它把重点放在人们有意识的‘回应’上,就自然会引导人们采用思想、文化和心理的解释方法,而削弱了采用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解释方法。”但实际上,“冲击—回应”取向如果存在问题,这问题与其说是“事先规定”如何如何,不如说是“事后”。不是吗?“中西接触中产生的一整套问题”中,哪些“算是重要”,或哪些不重要,“冲击—回应”模式都是在事后得知的,且按事后的认识来“规定”的。为了纠正“冲击—回应”取向对历史的“歪曲”,柯文提出研究中国近代史时把中国近代社会的种种现象和事件划分为三个“层带”。所谓“最外层带”,是指属于“晚清历史中那些显然是对西方入侵做出的回应,或者是入侵后产生的后果”的现象和事物,包括通商口岸、近代兵工厂与船坞、王韬一类报人、基督教徒、总理衙门和海关、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和使节等;“中间层带”是指“不是西方的直接产物,而是经由西方催化或赋予某种形式与方向的事物”,如太平天国运动、同治中兴、排外主义,城乡之间的社会、经济矛盾等;“最内层带”则是指晚清时期的文化与社会生活,这些“不仅不是西方入侵的产物,而且在最漫长的时间内最少受到西方入侵的影响”。从这三个“层带”的划分可以看出,当柯文具体地考察近代中国所受西方冲击情况的时候,其认识就变得较为符合实际了。柯文认为直接或间接受到西方影响的,是“最外层带”和“中间层带”所罗列的涉及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的事务和现象,而柯文认为“最少受到西方入侵的影响”的“最内层带”,是指思想文化及社会习俗等方面。柯文关于这三个“层带”的划分,所根据的是其所受西方冲击的程度。柯文感到,最外层带“包括的现象颇为繁杂”;中间层带“的现象也是五花八门”;而一个社会中最不容易改变的、属于一个社会最深层次的思想文化、生活习俗的,也就是柯文所谓“在最漫长的时间内最少受到西方入侵的影响”的那些事物和现象,则被其划入了“最内层带”。柯文根据受西方冲击的程度所做的这三个层带划分,考虑相当周全,内容基本准确。但是,这三个层带的划分及其内容的罗列,特别是其对“最外层带”所受冲击的叙述,非但没有驳倒“冲击—回应”模式,反而为这一模式的成立提供了根据。这些属于所谓“最外层带”的现象包括:建立近代兵工厂与船坞,开辟通商口岸这些属于生产活动和经济领域的事物;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海关这类新的政府机构,派遣驻外使节这种中外关系中破天荒的举动;以及产生了王韬一类具有新的视野和思想的知识分子,派遣留学生到西方国家学习等。这些现象不是都在说明“西方的冲击”在中国所产生“回应”是很明显且多方面的吗?柯文亦称,“冲击—回应模式显然最为适用”的这“最外层带”所包括的内容“颇为繁杂”,而这不正说明西方的冲击对近代中国社会许多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吗?上述事物和现象涉及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多个重要领域,而正是这些事物和现象开始瓦解中国传统的经济形态,破坏中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主权,冲击中国的传统思想观念,同时,也打破了中国的对外封闭状态,对近代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近代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进程,就是在这样一种充满屈辱与反抗、无奈与被动的状态下开始启动的。上述各个领域这些在西方冲击下产生的事物和现象逐渐发展扩大,并向更广的领域和更深的层次扩展和渗透。工业由近代兵工厂与船坞的单纯军事领域,向民用工业的纺织、食品、矿山、冶炼、铁路、航运、电讯等部门发展,并陆续建立了培养相关技术人员的各种学堂。这是历史事实,而非“随意假设”。柯文如果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这个基本发展趋势或这些现象间的基本逻辑都没有搞清楚,那么,其力图否定“冲击—回应”模式的行动就显得过于大胆了。相对于其他两个层带,柯文对属于“中间层带”的事物和现象的认定显得比较混乱:“同治中兴,某些自强措施”,本来已经被划在“最外层带”中了;而“排外主义”难道不是对西方“冲击”最直接的一种“回应”?其实柯文自己对这种混乱已有所觉察,他认为“中间层带”所包括的现象是“五花八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中间层带”划分根据的复杂性,即“不是西方的直接产物,而是经由西方催化或赋予某种形式与方向的事物”。除了要认定这些现象和事物,本身难度较“最外”和“最内”为大之外,我以为,亦有其把握标准方面的偏差。所谓“最内层带”主要指晚清时期的文化与社会生活。柯文称:“一旦摆脱了简单的假设,即以为19世纪中国的重要变化都必然直接或间接为西方所诱发,我们就有可能在这个最内层带中寻找并辨认出中国社会与文化长期变化的模式,很可能正是这种模式对晚清历史产生决定性作用。”一点不错,一旦将这些“直接或间接为西方所诱发”的事物和现象都视为“假设”而“摆脱”掉,岂不就只剩下了这个“最内层带”?“对晚清历史产生决定性作用”的自然也就非它莫属了。然而,对于柯文关于“最内层带”的划分及其对所包括的事物和现象的认定,还是应当给予相当的肯定。确如柯文所言,这个“最内层带”,“不仅不是西方入侵的产物,而且在最漫长的时间内最少受到西方入侵的影响”,而且,非但如此,这个“最内层带”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中,还确实产生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如,京师同文馆开办后,奕曾奏请增设天算馆,招收30岁以下正途仕人入学,但遭到某些固守传统观念的人士的极力反对。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称:“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学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大学士倭仁则称:“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所恃读书之士讲明义理,或可维持人心。今复举聪明俊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陈旭麓指出,这些出于“浸润于传统观念中的人们”的言论,“使西学在传统文化的光环之中显得格外卑鄙和渺小”,“显示了传统惰力的沉重和可怕”。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中,一些本有意入馆学习者裹足不前。据奕‘称:“当御史张盛藻条奏此事,明奉谕旨之后,臣衙门投考者尚不乏人;自倭仁倡议以来,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且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者。”从中可见传统守旧势力影响之大及对晚清历史发展产生的“作用”,只不过或尚未达到柯文所谓“决定性”的程度罢了。再如,铁路、轮船等事物也遭到思想守旧人士的反对。当19世纪80年代初修建铁路之议甫出,反对者“群相哗骇”。这些人认为,外夷以谋利为主,中国以养民为主,故铁路“行之外夷则可,行之中国则不可”,修筑铁路为“直欲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也”。乃至曾纪泽因乘轮船至长沙,“官绅起而大哗,数年不息”。中国某些固守传统人士对西方事物的憎恶与抵制可见一斑。上述事例表明,传统思想观念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进程确曾起着很大的阻碍作用。然而,历史的脚步并未因此被完全阻挡,随着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等历史正剧的相继上演,中国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之路上蹒跚乃至挣扎而前行,而那些一味固守传统、力图维护旧秩序的人们,则终被历史无情地抛弃。由此观之,柯文关于中国传统思想和社会文化很可能“对晚清历史产生决定性作用”的判断,难免夸大之嫌。三
关于概念与逻辑的几个问题柯文此著中,某些概念与逻辑或存舛误。兹择数端,试予辨正。关于“首次相撞”柯文认为,研究19世纪的中西关系,“‘西方冲击’的概念,可以恰当地表达‘首次相撞’的含义,但它对于相撞所引起的一系列复杂效果却很少探究;反之亦然。如果我们坚持把‘中国回应’这个概念和首次‘西方冲击’过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样也不会有太多帮助。如果一定要保留这些概念,则必须把我们的注意力贯注于一种远为错综复杂的冲击—回应网络——在这网络中不论冲击或回应都应该既是中国的又是西方的”。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分析。首先,“冲击”还是“相撞”?“冲击”,一方主动,受冲击的一方被动;“相撞”,则双方均主动,或无所谓主动、被动。在描述19世纪的中西关系时,把“西方冲击”的概念表达为“首次相撞”是很不恰当的。“首次相撞”,貌似公平公正,无褒无贬,实际上曲解甚或颠倒了事实。19世纪中叶,西方主要国家多已完成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迫切需要寻找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西方世界是急剧扩张的趋势。中国则避之唯恐不及,哪里会主动去与之“相撞”。不是中国有任何行动去撞击西方,而是西方列强处心积虑,主动出击,千方百计去“撞”开中国的大门。再者,即使视其为“相撞”,事实上,19世纪中期的“相撞”也并非西方国家与中国的“首次相撞”。即以英国为例,据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1635年英国海军大佐威得尔率领船队驶抵虎门,“因为他请求通商没有得到答复”,就率船队闯过虎门直驶广州,并完成了交易;1685年,英国人“通过东印度公司获得在广州开设一个商馆的权利”。此后,1792、1816年,英国政府分别派遣马戛尔尼使团、阿美士德使团来中国要求开辟口岸,扩大通商及在沿海指定岛屿供英商居住等,均遭拒绝。将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辟为商品市场,是英国人梦寐已久的目标,二百年来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正当的和非正当的、和平的和非和平的,19世纪中期的“相撞”绝非“首次”。用“首次相撞”来描述19世纪西方世界与中国的关系,并不能提高中国的地位,反而歪曲了这一关系的性质。而柯文所谓“在这网络中不论冲击或回应都应该既是中国的又是西方的”,只能被视为一种缺乏历史概念的想象或富有远见的展望。“不论冲击或回应都应该既是中国的又是西方的”那样一种“网络”,或许在19世纪中期之后的若干年后,有形成的可能,但在西方世界疯狂扩张而中国则被动挨打的19世纪中期,绝非如此。在讨论19世纪的中西关系时大谈“不论冲击或回应都应该既是中国的又是西方的”,只会带来无益的模糊乃至有害的混乱。关于“西方”与“东方”柯文称:“‘西方’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东方’或‘非西方’和它比较,西方根本就不存在,我们的词汇里也不会出现这个词来表达这个概念。倘若西方这一概念根本不存在,则‘西方’所包括的地域中种种空间的划分就自然会在我们的头脑中突出起来。这时,法国和美国的区别很可能就变得和如今中国与西方的差别同样巨大。如果按逻辑推论,我们也可以设想,倘若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国家,人们就既不会认为它是美国也必会认为它是一个国家。我们感受到的差别就会完全集中在‘美国’文化内部的种种变异。”西方与东方是相对的,这没有问题。而且,如果真是只有一个东方,或一个西方,或一个美国,那它们各自内部的差异无疑会在人们的头脑中“突出”且“巨大”起来,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实际上东方与西方所存在的巨大差别。近代西方社会内部存在的差异和东西方之间存在的差异不可相提并论。在西方世界内部,不同国家如英、法、德、美之间,无疑存在相当多的差异,但这种差异与中西之间的差异的性质是不同的。19世纪中后期,西方主要国家基本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而中国则处于君主专制的传统农业社会。如果不顾这些最基本的历史事实,而以“相对”之说抹杀东西方之间的差别与东西方各自内部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差别这两种差别之间的差别,并从这样的相对主义出发解释近代世界西方与东方的关系,所导致的只能是荒谬。为什么是“西风东渐”——西方的枪炮、舰船、商品、工业技术、企业制度、宗教、学校及教育制度,乃至各种观念、规则等等,进入东方,进入中国,而不是相反?漠视近代世界历史中东方与西方关系的这些基本事实,只是在那里以并不存在的假设为前提而演绎“相对的概念”,这是研究历史的正确方法吗?如果按柯文此一逻辑推论,“我们也可以设想”:倘若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国家,人们就既不会认为它是中国,也不会认为它是一个国家,从而真切地“感受到”中国“文化内部的种种变异”。但是,按这样的“逻辑推论”下去,除了模糊了近代西方世界与中国存在的重大差别,淡化近代中国饱受西方侵略—“冲击”—的历史,对于人们正确认识近代世界与中国的历史,正确解释近代西方与中国的关系,难道还能具有什么别的意义吗?“革新”还是“复旧”“同治中兴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对西方作出的回应?”柯文表示怀疑,他认为,“六十年代所倡导实行的种种改革……从总体上说,这些改革的性质与其说是‘革新’(innovative)不如说是‘复旧’(restorative)”,在“文官制度方面”和“经济领域”均如此,甚至在“拥护中兴的朝臣们认为有必要按照西方路线进行改革”的军事和外交方面,也“有一些情况冲淡了革新……在军事方面,向西方学习,实际上是按照陈旧的古旋律奏出的一支变曲。在他们悠久的历史中,中国人曾多次向‘夷人’屈尊就教,学习他们的作战技术”。其实,此时期清廷在“文官制度方面”和“经济领域”并无什么可称为“革新”的举措,这是学界的常识,郑重否认这两个方面进行了“革新”,属无的放矢。而正如柯文所说,那些“拥护中兴的朝臣们认为有必要按照西方路线进行改革”的,是在军事和外交这两个方面。但在谈到军事方面的变革时,为了说明这种变革的“复旧”色彩,柯文强调,在悠久的历史中,“中国人曾多次向‘夷人’屈尊就教,学习他们的作战技术”。但柯文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忽视了其中一个重要区别,即在历史上曾向中原之外的“夷人”学习的,主要是他们的“作战技术”;而这次“自强运动”中向西方人学习的,主要不是作战的“技术”,而是作战的“武器”——坚船利炮,正如柯文所描述的:“中兴的领导人物在西方技术的援助下,建立了近代的兵工厂与船坞。”柯文实在不应该有意或无意地抹杀这一非同小可的区别,而将此前的“向‘夷人’屈尊就教”与近代的“师夷长技”混为一谈,因为这其中蕴涵着至为重要的、带有根本性的不同。“自强运动”所师之西方的坚船利炮,是西方社会机器工业的产品,欲学习这些武器,就须引进西方国家的工业生产设备和技术,引进机器工业生产的管理方法,培养掌握生产技术的工人和懂得现代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专业人员,而正是这些引发了此后中国在经济、教育、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一步一步的一系列变化。这与中国古代的“向‘夷人’屈尊就教”,是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的。故柯文所描述的“中兴的领导人物在西方技术的援助下,建立了近代的兵工厂与船坞”这个军事领域的变革,不应视为“按照陈旧的古旋律奏出的一支变曲”,而是脱离了“陈旧的古旋律”的一支交响曲,虽然其中还有不和谐的音符。柯文同时还提出,“中兴”时期,“对兴修铁路与建立电报系统阻力很大。这也可证明中兴的经济思想是向后看的,复旧的”。这种说法,思维逻辑存在问题。铁路和电报,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新东西,“中兴”的内容或表现之一就是“兴修铁路与建立电报系统”,这正是中国向前走的表现,也是对西方冲击最直接的回应。而因受到顽固保守势力的反对而“阻力很大”,岂不正说明“中兴的经济思想”是向前看的,怎么反倒成了“中兴的经济思想是向后看的,复旧的”的证明了呢?四
余论柯文称,其“中国中心观”这种新取向的主要特征,“是从置于中国史境(Chinese
context)中的中国的问题着手研究。这些问题有的可能受西方的影响,甚至是由西方造成的;有的则和西方毫无联系。但是不管怎样说,它们都是中国的问题”。这样看来,所谓“中国中心观”与“冲击—回应”模式其实并不见得是那么对立,不过是各自强调的重点有所差别。强调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与受到西方的冲击有关,并不意味着不重视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Chinese
context),不从中国的问题开始着手研究。近代中国受到西方的冲击,这既是外部问题、西方问题,但从根本上讲,这更是中国的问题:具有悠久文明的中国社会发展到这个时期,为何受到来自西方的冲击?受到了哪些方面的冲击?面临一种怎样的新的历史环境?中国人面对这个新的历史环境,做出了怎样的反应、采取了什么样的对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反应、采取这样的对策?产生了怎样的后果?中国社会发生了哪些变化?等等。研究这些问题难道就不是“从中国的问题开始着手研究”了吗?由此说来,这一“新取向”又究竟新在哪里呢?在这里,比较一下近代印度、中国、日本三国同在西方的侵略—冲击下做出的不同回应及产生的不同结果,或不无必要。同在西方的侵略“冲击”下,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日本极力“脱亚入欧”,通过明治维新,发展成为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则奉行“中体西用”,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是面对西方的侵略“冲击”,这三国为何做出不同的回应并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其原因端在各国内部,端在三国不同的历史传统及当时的状况。所以,承认西方冲击的作用,并不就是否认了内部因素,认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冲击—回应”模式,并不影响人们“在中国发现历史”。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冲击”下,领土及主权遭到损害,传统的自然经济趋向瓦解。另一方面,国人在对西方国家侵略的抵抗失败之后,开始“师夷长技”,于是出现作为对西方冲击做出第一个回应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军事工业,制造枪炮船舰,进而兴办纺织、矿冶等民用工业,以及开办培养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和技能人才的新式学堂,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等,这些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具有深远影响的事情。早在50年前牟安世即指出:洋务运动初期所建立的军事工业,由于“已经使用了机器,表示了一个完全的技术变革。因此,这些军事工业的建立,就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开始出现。而近代工业的开始出现,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生”。“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宗旨,但来自西方的“用”——机器工业及其所包含的科学技术这种新的生产力进入中国,引发了中国社会一系列的变动。在这种新的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推动下,传统小农经济开始瓦解,工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现代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传统的士农工商阶层则分化、转变,并导致政治体制的维新与革命、思想观念的除旧与布新、社会习俗的改造和变迁——“中体”的坚守告败,中国走上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不归之路。其间,既有在新的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推动下,社会循着自身发展规律的不断演进,同时,亦有面对来自西方世界军事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新的冲击,不断做出的新的回应。这个过程,既充满血与火的抗争、正义与强权的较量,亦不乏西学与中学的共存和融合、乡村与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这就是中国近代历史。借用汪熙先生的话:“这里面没有深奥的理论,只有明明白白的事实和清清楚楚的逻辑。”岂能为了推翻“冲击—回应”模式,而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的这些事实和这样的逻辑视而不见?美国的中国史学者,对中国近代史上的诸多问题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因其别样的观察角度,往往能发中国学者所未发,其观点具有特别的价值。但柯文欲在关涉中国近代历史总体性的解释问题上,将“冲击—回应”模式推倒,则还需做更多的工作。注释:①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2002年版。②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文版前言”。③林同奇:《柯文新著〈在中国发现历史〉评介》,《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④罗志田:《发现在中国的历史——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点反思》,《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⑤汪熙:《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取向问题——外因、内因或内外因结合》,《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⑥王剑:《美国中国近代史观的展现及其他——关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思考》,《浙江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⑦陈君静:《论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史学月刊》2002年第3期。⑧夏明方:《一部没有“近代”的中国近代史——从“柯文三论”看“中国中心观”的内在逻辑及其困境》,《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其他尚有张芳霖:《对美国传统史学模式的挑战——读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翟树峰:《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述评》,《天府新论》2004年第6期;仇华飞:《从“冲击—回应”到“中国中心观”看美国汉学研究模式的嬗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等,对此书做了各有侧重的评价,不一一引述。⑨“冲击”是一个中性色彩的名词,所谓“西方的冲击”,实际上是指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的一系列军事侵略、经济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政治体制、思想文化、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的影响。其时,西方主要国家已经完成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正在蓬勃发展,某些西方国家在资本内在规律的驱动下疯狂地向东方、向中国扩张。英国作为首先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当其以推动对华商业贸易为目的的使团(如马戛尔尼使团、阿美士德使团)无力完成其使命时,即以坚船利炮撞开中国的大门,闯入中国人的家园,并将其物质产品和社会规则强加于人。其他一些西方国家起而效尤,接踵而至。所谓“西方的冲击”,不过是掩饰近代西方列强这种充满着血与火的侵略扩张行径的一种修辞手段。随着时间的流逝,屈辱的记忆逐渐淡漠,国人也逐渐接受、使用这个词,以减轻对“挨打”情结的刺激,避免对旧日伤疤的触动。如此而已。⑩林同奇:《“中国中心观”:特点、思潮与内在张力》,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克罗齐著,田时纲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13页。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序言》。林同奇:《柯文新著〈在中国发现历史〉评介》。林同奇:《“中国中心观”:特点、思潮与内在张力》,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薛福成:《筹洋刍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60页。王韬:《洋务上,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9-11页。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71页。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43-44页。柯文称,自强运动中“建立了近代的兵工厂与船坞”,是为了对“西方作战方法与军事技术的优越性”“作出回应”;“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为了对付西方国家”。(《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15页)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114页。李氏此论最初刊于1930年(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之《再版前言》)。此处之“新政”、“变法”,指的是李鸿章等人的“洋务新政”。见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何干之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0页。此《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1937年12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何干之文集》之编者按语)。李时岳:《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社会的畸形发展》,《近代史新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7-68页。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此书称:“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在19世纪中期开始了艰难的起步。”樊百川:《洋务新政正名议》,《清季的洋务新政》,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7页。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第356-357页。戴逸:《失去了的机会——〈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序言》,《皓首学术随笔·戴逸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67-268页。戴逸:《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新纪元》,《皓首学术随笔·戴逸卷》,第77页。汪熙:《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取向问题——外因、内因或内外因结合》。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41-42页。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42-43、43页。《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九日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页。《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大学士倭仁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30-31页。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0-121页。《同治六年三月十九日总理各国事务奕等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36页。《光绪六年十二月十八日降调顺天府府丞王家璧奏》,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149页。《光绪七年正月初十日翰林院侍读周德润奏》,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152-154页。《伦敦致李伯相》,《郭嵩焘诗文集》卷11,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190页。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44页。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8页。英国还曾于1788年派凯斯卡特使团来华,但因凯斯卡特在来华途中病逝,使团中途而返。(朱雍:《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十八世纪的外交与中国命运》,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0页)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4-5页。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14-15页。《剑桥中国晚清史》称:在以“自强的名义”进行的“革新”中,“教育制度和文官制度没有变化”,尽管“还是为新型的管理和技术人才提供了某些机会”。(费正清、刘广京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上卷,第479-480页)而柯文也完全赞同芮玛丽(Mary
Wright)这样的观点:在经济领域,“压倒的重点是重新恢复内乱前的经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14页)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15页。此时期修建铁路及电报系统之议遭某些守旧大臣激烈反对事,参见夏东元:《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6-371页;《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497页。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170页。日本的维新官僚认为,“欧美各国的政治制度、风俗、教育、经济、经营等皆在我东洋之上”,主张“把开化之风移入日本,使国民迅速进入与欧美同等水平的开化之域”。(林屋辰三郎:《文明开化研究》,岩波书店1979年版,第239页,转引自宋城有:《新编日本近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页)自19世纪60年代初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此后“三十余年间阐发‘中体西用’者不止洋务一派,凡谈时务、讲西学的人,莫不接受或附和这一主张”,乃至“举国以为至言”。(陈旭麓:《论“中体西用”》,《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牟安世:《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75页。汪熙:《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取向问题——外因、内因或内外因结合》。

柯文受业于费正清和史华慈等名家,为美国第二代汉学家的代表性人物。1934年生,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以费正清与列文森为代表,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只有经过19世纪中叶西方冲击之后,才能向近代社会演变。相反,柯文则认为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应避免以西方社会发展模式为标准,向西方汉学界指出了一条研究中国问题的新思路,即从中国发展的内在理路来看待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柯文此书是美国史学界第一次对中国中心观做出明确详细的描述,也是对几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三种主要模式进行批判性总结的第一部著作。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译本曾分别于1989年、200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次新版增加了柯文后来撰写的《英文平装再版序言》、《2010年新版序言》两篇,使全书内容更加完整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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