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特地缺乏影响作家的诗人群,每一个人内心里都有一个Jerusalem

从八月末到九月初,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和北京国际图书节这两场受到关注的文化交流活动,把每每涉及中外出版界相聚就会被提出的,中国文学如何走向西方的问题,提到人们面前。

一部看上去貌似生僻艰涩的小说《耶路撒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被评论家誉为是70后作家迄今最具雄心的长篇作品。

作家;中国;影响;写作;小说

小说;耶路撒冷;徐则臣;写作;人物;内心;景天;父辈;进入;初平阳

从八月末到九月初,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和北京国际图书节这两场受到关注的文化交流活动,把每每涉及中外出版界相聚就会被提出的,中国文学如何走向西方的问题,提到人们面前。

太阳集团 1

此前,业内人士就翻译、合作、宣传、平台等多个层面的内容,就这些可大致统归为渠道方面的问题,已进行过颇多探讨。而就这一切的源头——作家的创作,在日前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以“中国小说的可能性”为主题,让五位对“怎么写”颇有思考的作家,就创作本身,畅谈东西方文学相逢的问题。

一部看上去貌似生僻艰涩的小说《耶路撒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被评论家誉为是70后作家迄今最具雄心的长篇作品。作者徐则臣力图全景式地观照70后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表现出的生活现状和精神困惑,探索他们进入中年之后的心路历程。

“吉卜林说过,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东方和西方是不可能相逢的。这是吉卜林说得很绝望的一句话,当然我们可以讨论。”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说道。在我们的文学对外交流中,我们看到了许多发展,同样,在一些西方批评家、汉学家那里,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提示,也看到一些错位和误解。在这场讨论中,宁肯、徐则臣、范稳、李浩、盛可以几位作家,就西方评论家提出的中国小说写的太长、中国小说人物缺少深度、对人物心灵的探索太少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我们为何在谈论对作家有影响力的作家时,总是提到西方作家的名字,面对翻译中的难题在写作中如何处理我们的文化特色,以及到底有多少中国文学真正进入西方视野等,进行了颇具深度的探讨。

该书自出版以来,已先后获得腾讯书院文学奖、老舍文学奖长篇小说奖等。《耶路撒冷》外文版权代理由安德鲁·纳伯格联合国际有限公司取得。这种意想不到的收获,使徐则臣的写作更为自信。他的写作是循序渐进的,从短篇、中篇到长篇,这个历练保证了他对每一种文体都有一种基本的平衡感。他不掩饰自己写作的“野心”,因为如果眼不高,手便会更低。他希望自己的这部小说完成后,这个题材别人就可以不必写了。他用这个想法激励和督促自己。

徐则臣说道,中国小说被评价为“太长”的问题,其实长度本身不是问题,而是这个长度其中的含金量到底有多少,这是问题。而对于小说人物内心挖掘的问题,他则认为,中国作家好像特别喜欢关注舞台上的背景,那样一个非常磅礴的、跌宕起伏的大时代,而舞台上的人物反而被背景压抑掉了,基本上看不见。这可能是他们批评我们的原因。宁肯则提出我们在谈论写作时总是提到西方作家的名字,这恐怕和中国特别缺少影响作家的作家有关。在怎么写的问题上,我们确实有所缺失。怎么结构小说、怎么提炼小说的人物、怎么用一种新的方法、怎么用一种创新的精神来构置小说,这方面在未来的中国小说中存在着很多的可能性。

读书报:小说的结构采取了人物小传式的结构,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每一章都以故事的主人公命名,并且在景天赐为中心,前后故事的主人公是对称的。这么富有匠心的设计,使我猜测你在写作开端就画出一副人物关系表。

正如韩敬群所说的,我们是否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在书写世界的时候,一本书背后的写作者,它看待世界的角度、观点、方法,这个书写者的“气质”,能否和异国的读者相逢?

徐则臣:这个结构的确是写作之初就设计好了,我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人物关系表。倒没有刻意要去做一个关系图,构思多年,在心里盘桓久了,人物自己就慢慢浮出了水面。这个对称的结构是想突出一个人的死对这群人的重要性。景天赐很小就死掉了,但他很多年里都坚硬地矗立在活着的人内心最隐秘的角落,他们在“到世界去”的过程里,一直是扭着头盯着这个死去的发小,而“到世界去”意味着“出故乡”,也意味着“回故乡”,这一出一回,都以景天赐为原点,所以用了这个对称的、人物小传式的结构。当然,这样的一个结构也跟我对当下世界的理解有关系,网络时代,高度发达的科技和资讯,世界是平的,也是透明的,就一件事而言,说是历时性的,毋宁说是共时性的,小说的结构也力图印证这一理解。

曾推出《天葬》等作品,近日又推出新作《三个三重奏》的宁肯表示:“我们近代以来或者说现代以来的小说,从深层次的原因来讲一直存在着怎么写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特别缺少一种小说家,叫做影响作家的作家。”在谈及影响作家写作的作家时,人们时常提到外国作家,卡夫卡、卡尔维诺、马尔克斯,每个人似乎都受到西方作家的影响,为什么较少谈到中国作家?我们有非常棒的影响读者的作家,甚至影响社会的作家,但为什么缺乏影响作家的作家?

读书报:《耶路撒冷》以开放的视角描述70年代人的命运,标题却是《耶路撒冷》。这是必须的吗?我想如果一般的70后作家的写作,多会止于向“内”的视角。然而“耶路撒冷”出现了,它的出现,有何更深的寓意?

宁肯认为:“影响作家的作家,他首先是包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作家是怎么写的,它在写作上有哪些值得后人去反复研读。在怎么写的问题上,我们确实有所缺失,我们很方便地就投入到西方文学的经典作家中。我们读经典作家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是学习他们怎么写,怎么结构小说,怎么提炼人物,怎么用一种创新的精神来构置自己的小说,这方面我觉得在未来的中国小说中存在着很多的可能性,需要我们中国作家在这方面做出努力。”

徐则臣:在我,是必须的,我找不到比它更合适的题目。我写小说,多半先有题目,题目取不好,写不下去,题目规定了我写什么、如何写。在小说整个写作过程中,我一直笼罩在这题目的气场下,这种感觉让我相信,取对了。向“内”有两种:一是局限于自我的“内”;二是深入自我的“内”之后再出发,源于“内”又超越“内”,进入一种更宽阔、复杂、普遍意义上的,具有质疑、反思和寻找能力的“内”,《耶路撒冷》是朝这个方向努力。耶路撒冷跟宗教有关,但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信仰的象征,一种理想主义,一种能够让我们内心安妥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内心里都有一个耶路撒冷。

“之”现象

读书报:我想主人公身上应该有些你的影子。作品其他几个70后人物也写得很有特点,也突出了这个时代的弊病,比如一个因办假证发财,一个有精神问题。在人物设置上,你有怎样的想法?是否更多地考虑当今社会的精神状态?

传统文学与现代性之“隔”

徐则臣:很多人都觉得初平阳是我替身,其实不是,但气质上可能比较接近,都是没事儿找纠结型的。几个人物我安排了不同的身份、出身和生活,意在尽可能开阔考察的视野,在不同类型的人物身上寻找他们的异质性和共同性。我不敢说每个人都是一类人的典型,但还是希望他们身上呈现出的问题有其代表性。个体只对自身负责,但他们肯定也对应了时代的某种状态和病象:就与时代之关系而言,一点隐喻功能都无法承担的个体不值得去写,可能也不存在。

“为什么中国作家一谈文学就谈外国文学,一谈作家就谈外国作家,而把我们自己的文学、自己的传统全部丢掉。”今年以《耶路撒冷》获得老舍文学奖、以《如果大雪封门》获得鲁迅文学奖的青年作家徐则臣说道:“对于当下的作家来说,他为什么要谈西方文学和西方作家,完全是因为我们在写作中获得的最便利的工具,在他们那个地方。很显然,就是传统文学给予我们的工具、给予我们的方法,可能有一些问题。尤其是在今天非常现代的社会的写作,我们的写作应该是一种所谓的现代性的写作,是反观自我、反观内心,追求人的写作。而我们的传统文学里面,除了《红楼梦》,很多作品关注的还是人外在的那样一些烟火的社会。整个日常生活写得非常好,但是大部分停留在一个世俗层面上,那样一种生活,那样一种文学,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缺少现代性的。而现代性是1840年跟着列强炮火一起送到中国的,中国和中国的文学是被迫现代性的。我们现在处于一个现代性的社会,我们的写作是现代性的写作,那么我们用一个现代性的写作这种东西,如果往传统的文化、传统的文学里面找资源,可能你就会觉得中间是隔着的。”

读书报:“我的脸上有个父亲,心里一定也有,身上一定也有。我们身体里都装着一个父亲,走到哪儿带到哪儿,直到有一天他跳出来;然后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最后也是那个父亲。”易长安的这段话,我看了两遍。小说中对于父辈的描写也非常令人感动:易培卿的风流史和对于写作《群芳谱》的执着;杨杰母亲的插队史和北京情结……你从对于父辈的审视中,获得了什么?感觉近年来70年代作家如李浩、乔叶等几乎先后都进入这样的反省。

徐则臣同时谈到,我们现在非常赞赏《红楼梦》,就是因为《红楼梦》在那样一个非现代写作的时代具备了一定的现代性。“贾宝玉,他关注到一个空的问题、一个精神世界的问题,那个东西对我们很重要,一下子把《红楼梦》和其他的小说区分开来。所以我觉得,我们当下的作家写作,除了继续向西方学习以外,可能还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难题,就是如何让我们的写作接续中国的文学传统,这个难度的确是非常大,把一个不具备现代性的文化传统,做一个现代性的转换,然后用到我们的写作,我觉得可能不是一两个作家,它可能需要一代又一代作家努力从这里面发现最好的东西,运用到我们的写作。”

徐则臣:我们不是凭空来的,而是被父辈塑造出来的。很可能也是可被父辈塑造的最后一代人。这一代人在获得真正的自我意识之前,很大程度上在从事着父辈的未竟事宜,你可能在他们的方向上继续走,也可能像易长安一样,完全对着干,其实那也不过是反方向上的模仿或者延续。他们是我们的原点。我不喜欢动辄用“弑父”这样斩钉截铁的断语,因为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反叛和断裂,但我们又不能不审视和反省,你不知道来路你就找不到去路,你找不到原点你就无法和他们区别开来然后自我确立,而我们已经到了该看清楚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年龄了。

文学长度与含金量之“比”

读书报:秦福小的奶奶秦环是小说中隐秘的主角。是她让初平阳第一次知道“耶路撒冷”这个词,至于读完博士之后申请去耶路撒冷留学。但是,在阅读中总能感觉出某些刻意。你觉得呢?是否是我阅读的偏差?

对于在西方批评界存在的“中国文学写得太长”的评价,徐则臣表示,汉学家葛浩文说中国的小说写得太长。其实在美国,最好的小说家,当下被他们奉为国宝、大师级的作家,都是长篇小说作家,而且都是大长篇小说作家。

太阳集团,徐则臣:之前也有朋友跟我提到这个问题,我尝试给出自己的答案。假若仅仅是那时候听到这个词,接下来没有足够的故事和细节支撑,去耶路撒冷的确相当牵强。对初平阳来说,耶路撒冷在此后的很多年里一直在他耳边响,在他的脑子里转,他不断完善对这个词的理解,开始是一个声音,然后是文字、地名,然后是与宗教有关的三教圣城,然后是信仰,然后遇到来自以色列的塞缪尔教授,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和发小们内心里都隐匿着一桩“罪”,就是景天赐之死,不管他们是否有清醒地意识到了,他们都需要救赎。耶路撒冷是个精神符号,不仅是救赎的象征,还是进入中年以后,每个人追求内心安妥的不同路径的象征,也就是说,在形而上的意义上,每个人内心里都有一个耶路撒冷。

比如说菲利普·罗斯,他的很多小说也很长,托马斯·品钦,他的小说更长,唐·德里罗的《地下世界》接近80万字,厄普代克很少有特别短的长篇小说。德国汉学家顾彬也说中国的小说太长,但是你看在德国最牛的一批作家,托马斯·曼、君特·格拉斯样一些作家,每个人都是以他们最长的长篇小说闻名于世。还有我们现在一排行,不管英语世界还是全世界的范围内排行,你会看到《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这样一些大长篇。但是从来没有人说,托尔斯泰写得太长了。原因在哪里?“我觉得长度本身不是问题,而是这个长度其中的含金量到底有多少,这是问题。”

读书报:年轻的作家,起点都相对较高,能谈谈你在中国传统文学和西方小说中汲取的营养,对自己的创作形成怎样的影响么?

“不”问题

徐则臣:实话实说,西方小说对我的影响更大,正如很多作家和评论家所言,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这是没办法的事。现代小说是个舶来品,针对世道与人心的现代性,西方有一整套极为成熟的技巧和理论,拿过来就能用。而中国传统文学中现代性恰恰是缺失的一个环节,直接从传统文学中寻找可资利用的叙事资源,难度极大,接不上头,所以对我们的写作影响相对较小。但用汉字,写中国,背离传统无论如何是需要深思和反省的,也因此,在当下的写作中如何实现我们传统的现代性转化,就成了中国作家和学者的一个非常重要和迫切的任务。

不要让时代背景压抑了人

读书报:小说中的“专栏”丰富了小说的格局,是在写作文体上有意识的创新吗?

“国外的很多汉学家和批评界说,中国的文学很长,但关注的都是大历史。看起来好像里面有很多的人,但没有一个是活的。这个我倒部分的赞同。因为我们有所谓的史诗的传统,而我们的史诗的关注点大部分是在一个背景。中国作家好像特别喜欢关注舞台上的背景,那样一个非常磅礴的、跌宕起伏的大时代,要放在一个转型期,然后放在一个大革命的时期,然后要上下五千年,起码一个世纪的这样一个浩荡的时间跨度,要有很多的家族,要有很多的派别,有很多的方面在相互打仗,的确这个背景是波澜壮阔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发现,背景成了我们小说的主人公,而小说,而舞台上的人物反而被背景压抑掉了,基本上看不见。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批评我们的原因。”

徐则臣:创新也许有两种:为创新而创新;源于写作和内心的需要而创新,水到渠成的事。我更喜欢后一种。专栏完全是小说本身的需要。我想把对这一代人的思考尽可能放进这个小说,但故事和人物的负载是有限度的,一旦超载故事和人物都会变形,变得刻意、矫情和不自然。我必须找其他的路。专栏是我能力范围内最可行的方法。

徐则臣认为:“在西方他们可能更关注人,觉得舞台上的人是最重要的,而背景相对次要,即使背景重要也应该是人背后的背景,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学可能得考虑一下,怎么让人在舞台上的位置更凸显出来,把关注点集中于人、集中于人物的内心。这也是很多汉学家、西方的一些批评家说中国的文学没有心理描写的一个原因。如果说站在舞台上的人成为了主角,中国的小说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

读书报:在小说人物及地名上,你也用了很多心思。语言尤其精到。你追求的语言风格是怎样的?在写作上,以写实见长的风格笔法,对于作家来说有怎样的利弊?能谈谈你的创作规划吗?

不因翻译压抑自己文化特色

徐则臣:我喜欢的语言是:开阔,朴素,从容,自然,饱满有光,但那光是哑光。不管处理何种题材,作家在细节上的落实能力都最要紧,你不一定非得多么写实,但写实肯定是基本功,缺少写实基本功的飘逸那就只能“飘”了,好的飘逸是语言和细节落实前提下的飘逸。我有一个长期的写作规划,比如在未来的十年里,要写的几部长篇的构想都有了,但哪一部突然挤到前面来让我先写,说不准;本来要写一部关于城市的长篇小说,但因为种种原因,我可能会先开始一部关于运河的小说。

而对于西方批评界认为的中国成语在翻译中的困难,以至于认为中国作家应该少用成语的问题,《水乳大地》、《大地雅歌》作者范稳说道,作品如果为了有一个译本,能走向西方,而压抑住自己民族文化的一些特色,这不可取。“我们还是要坚持我们本身优秀的东西,我们的东西一定能对我们的文化有一个传承,有一个发扬,或者说有自己的特点,只要把这个做好,剩下的是他的问题,能不能译得最好那是你的工作。”

此外,作家们还谈到西方对中国文学视野上的问题。《北妹》等作品的作者盛可以认为,有好多的文学、好的作家没有受到关注,或者说因为某种障碍没有接触到。比如,上世纪70年代这一波作家是非常有实力和非常低调的群体,如果大家对他们有所阅读,一定会发现在年轻作家当中,中国文学还是有一种生命力在蓬勃、生长着。她说道:“我觉得小说最大的可能性应该还是在向内,也就是向小说的内部去发展、探索,也就是说向人的内心深处摸索、勘探。”《镜子里的父亲》等作品的作者李浩则谈及,作家写作时“对自我的敌意”。不断地更新自己、不断地丰富自己,不断地把旧有的自己打碎,在这点来说,是对每一个作家的提出的某种的警告,每一次的写作对我们来说,它的可行都必须获得拓展。

晨报记者 刘婷

Post Author: admin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