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去世5载,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去世

记者经多方证实获悉,著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已于14日晚去世,享年88岁。罗哲文曾师从建筑大师梁思成,生前一直为保护长城等奔走,被誉为“万里长城第一人”。

  本报记者 路艳霞

罗哲文,中国古建筑学家。1924年出生,四川宜宾人。
1940年考入中国营造学社,师从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刘敦桢等。1946年在清华大学与中国营造学社合办的中国建筑研究所及建筑系工作。曾先后任职于文化部文物局、国家文物局、文物档案资料研究室、中国文物研究所等,一直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维修保护和调查研究工作。

  著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2012年5月14日辞世,如今他家里依然到处摆着他的书、他拍的照片,仿佛他从未走远。再过一个月,走出印刷厂的10卷本的《罗哲文全集》将摆进这个家,罗哲文夫人、90岁的杨静华老人说,罗哲文生前最后的时光曾准备出全集,但他没有等来这一天。如今这一天终于来临,相信天上的他会感到欣慰。

另据《法制晚报》报道,有关部门已初步确定,罗老的追悼会将于5月20日,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

太阳集团,  在中国建筑界和文物保护界,罗哲文是一个永远值得铭记的人。他是世人公认的“万里长城第一人”,是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提案人,是中国设立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倡议者。他一生留下了上千万字的文字资料和数万张古建筑照片。

梁思成为其改名“哲文” 曾参与国旗国徽投稿竞选

  全集面貌

据《中国文化报》报道,罗哲文1924年出生于四川宜宾的一个农民家庭。1940年,16岁的罗哲文考入当时中国唯一从事古建筑研究的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师从梁思成、刘敦桢,踏进了古建筑学之门。

  纳入500万字4000张照片

梁思成对罗哲文寄予厚望,像削铅笔、擦橡皮这样琐碎、细小的环节,他都耐心地向罗哲文传授经验,使罗哲文从入门起,就接受到最规范的训练。师母林徽因则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帮他补习英文。

  《罗哲文全集》共500万字、4000张照片,汇聚了罗哲文60多年有关中国古建筑技术、古建筑规划、古建筑的保护和维修,以及历史文化名城理论与实践、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和保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包括专著、论述、报告、诗词、随笔等多种形式。全集总共十卷,分为《中国古代建筑卷》《中国的世界遗产卷》《历史文化名城与文物保护卷》《古代文物与调查研究卷》《长城·名关·匾额卷》《寺庙·名观卷》《名桥·名亭·园林卷》《古塔·名窟·博物馆卷》《楼阁·名祠·陵寝卷》《序言·诗词·随笔·游记·忆往卷》。

罗哲文曾回忆说,梁思成先生对自己的关怀是方方面面的,不仅是学习,还包括生活。连“罗哲文”这个名字,都是梁先生帮自己起的。罗哲文原名叫罗自福,常被人取笑为“罗斯福”,于是,梁先生给他改名为“哲文”。

  罗哲文之子罗杨说,“父亲把古建、古迹、名胜分门别类进行研究和整理,编写了众多有关宫殿、园林、寺庙、陵寝、古塔、楼阁等名胜古迹方面的专著和图书。他的一生就是这样,一边奔跑着,一边思考着,一边呼吁和书写着。”

多年以后,罗哲文回忆老师说,“他们很爱护年轻人,给我印象很深。我现在也是这样,想方设法帮助年轻人多学点东西。”

  翻看全集,随处可见罗哲文关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独特思考,而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依然超前。20多年前,他就撰文提出,历史文化名城现代化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物质方面,要为人们提供一个工作方便、生活舒适、环境优美、安全稳定的环境。二是精神方面,要为人们提供一个安静和谐、活泼快乐、礼让互助、文化丰富的文明环境,应该提倡成为山水城市、园林城市、“天堂”城市。

1944年夏天,罗哲文跟随梁思成到重庆。梁思成用铅笔在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上标出盟军轰炸敌占区时需要保护的古建筑并特别提出了需要保护的日本京都和奈良古建的位置,由罗哲文用绘画墨水把铅笔所画的位置描绘清楚,地图及时交到美军手中,从而保护了京都和奈良的20余座国宝性古建,战后梁思成被称为“日本古都的恩人”。

  当年罗哲文对城市大建高楼就有一番不同见解,“高楼绝不就是城市现代化的标志。”他认为,高楼在中国自古有之。几千年前中国就有过高达数十米、上百米的高楼。他举例说,黄帝时期就曾造有高楼,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相互以高台榭、美宫室来夸耀,秦始皇的鸿台高达百米,秦二世的云阁“高与南山齐”等等。

1946年冬,罗哲文等人押送图书资料来到北平,到了美丽的清华园,开始了青春时代的一段美好时光。在清华的那段时期,罗哲文参与了两件大事,一是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中共中央派人请梁思成主持编写了一份全国的重要古建筑目录,以便尽快发放到军中,在对敌作战时 尽可能加以保护。营建系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了一个多月,最终《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编制完成并正式出版,罗哲文是主要参加者之一。另一件是他参加了国旗和国徽的设计投稿竞选。

  编辑诉苦

走遍全国文化名城 被誉为“万里长城第一人

  两年编书梦里都在做考证

罗哲文27岁时调到文化部文物局,开始了漫长的文物保护生涯。全中国100多个国家级的文化名城,每一座他都亲自考察过。1985年,侯仁之、郑孝燮、阳含熙和罗哲文在全国政协提案,参加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申报工作,使长城成为了被保护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编完这套书,真的就觉得自己解放了。”北京出版集团科学生活事业部副总编辑、《罗哲文全集》责任编辑窦广利捧着样书说,从2014年5月开始着手,这套书做了两年多,这是他20多年编辑生涯中最累的一次。

1952年,郭沫若提出修复长城,年仅28岁的罗哲文又担起重任,每天骑着小毛驴上八达岭勘察,反复斟酌后拟定了维修规划图。多年来一直为长城奔走的罗哲文被誉为“万里长城第一人”。

  为罗老出全集的念头,《罗哲文传》作者窦忠如一直深藏于心。他说,从罗老去世那天开始,就萌生了这个想法。窦忠如曾写过《梁思成传》《奇士王世襄》等几十本书,“我出的这几十本书都与罗老有关系,或是他题写书名、或是他写序、或是他提供照片。”窦忠如说,罗老为他做过的事太多,但他为罗老做过的事却太少。不过,当他把自己的想法与北京出版集团负责人沟通的时候,对方立即表示支持。

他还曾在2003年,以年近八旬的高龄,参加了对于汉长城遗址、楼兰古国遗址等的考察团,并穿越了被称为 “死亡之海”的罗布泊。

  窦广利打开了办公室的书柜,里面存放的是窦忠如提供的罗哲文专著,还有窦广利设法四处搜罗来的资料等。他说,罗哲文几十年出过70多部专著,其中最早的专著是1957年出版的《云冈石窟》,还在各种杂志、报刊上发表过文章。“这些文字大约有700万字,首先进行电脑录入,再剔除重复的、还有不同版本的内容,最终确定使用的文字是500万字。”

此外,目前举国关注的“大运河申遗”,最早也是罗哲文和一些老政协委员倡议的。

  “编罗老的书,会发现要涉及的专业领域太多了,建筑、历史、地理、宗教、诗词等等,无所不包。”窦广利说,这对他和同事都是一次挑战,随时查阅大量资料,成了家常便饭。此外,不少资料上的图片都是线描图,笔画多、字体小,一个个字几乎糊在一起,拿起放大镜看都很费劲,但还是要一一将此呈现在全集中。

每看到有古建被拆都很心痛

  从四处寻找来的图片,很多图片都不知道确切拍摄地点,就要一一向古建筑专家求证。“很多时候,我夜里做梦的时候,还有图片在眼前晃动。”尽管做起来艰难,但窦广利明白,与十年后相比,眼前的困难或许不算什么了。“有些不明白的地方,还可以问罗老的学生、家人,还可以问专家。如果十年后再做,资料、相关人士寻找起来更难。”

据《辽沈晚报》报道,在罗哲文和古建筑打交道的数十年里,有欣慰之情,也有很多遗憾。罗老不愿意再去细数那些遗憾,只是低声地念叨着:“每看到一处有价值的古建被拆都 很心痛”。尽管已年届九旬,罗哲文等多位建筑专家一直为最大限度地保护古建筑奔走呼吁,不敢停下来,“就怕那些古建不知道什么时候说没就没了。 ”

  家人透露

来自:中国新闻网

  家中遗存“书山图海”待整理

  罗哲文一生几乎没上过医院,他自认为应该能活到95岁。罗杨说,父亲生前原本决定再过几年,把思想、经历、专著等全面系统整理一下,没想到因肺部感染,生命终止于89岁。但如今,罗哲文留下的文字、照片,让他的家人无从下手。

  杨静华笑着说,老伴活着的时候,家里门庭若市,常常是屋子里都坐不下人。罗杨则回忆,“父亲的家就像是文物保护的‘120急救站’,只要听到哪里的文物有危机了,哪里的古建要被拆了,哪里发现古迹了,虽已是八十几岁的老人了,父亲仍会二话不说,背起那三台形影不离的照相机随时出发。”罗杨说,父亲的一生都在不停地奔跑,与时间赛跑,与时代赛跑,与推土机赛跑,与文物贩子赛跑。

  罗哲文一生心系长城,上世纪50年代去八达岭长城考察,坐车只能坐到昌平南口,他就一步步走到长城,拿皮尺一点点量,晚上回到家还要连夜画图。罗杨说,“父亲曾说,很多地方的长城都建在险要的地势上,有些地方单用脚上不去,要手脚并用,上面抓着,下面蹬着,才能上去……”多年来,罗杨出差的时候去过很多有文物古迹的地方,从山海关到嘉峪关,从罗布泊大沙漠到湘西南长城,甚至一些极其偏远的小山寨,都能踩到父亲的足迹,还能看到很多险些从文化地图上消失的文物古迹在父亲的努力下得以保留了下来。

  虽然接触过无数古建筑,但罗哲文一生中没有收藏一件文物,家中惟留四壁图书文稿,客人来访往往有寸步难移之感。罗杨说,父亲去世后,母亲曾有整理父亲书稿之念头,但苦于“书山图海”只能望洋兴叹,迟迟不能下手。眼下,杨静华家中存放的大量照片,更如谜团一样的存在。

  罗哲文年轻时师从恩师梁思成学会摄影,他拍摄的照片,散在于家中的几个房间。照片中间夹着很多小纸条,光国内的照片就夹有近现代建筑、绿色长城、新疆昭苏、邢台赵州、鄂尔多斯、重庆、宁夏、乌镇、西安、杭州等众多小纸条,国外的也夹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意大利、印度、瑞士等小纸条。“他到底拍了有多少张,我们也搞不清楚。”罗杨说,1969年西直门箭楼拆除,父亲带着他每天去一次,拍照全程进行了记录。父亲还带他去过颐和园、长城,也拍了大量照片。“父亲照的全是西直门、颐和园,没给我照过一张,他说,照人没用。”

  关于这些海量照片,窦忠如说,下一步计划出图片集,但工作量非常巨大,没有3年时间,不可能完成。而罗哲文留下的大量书稿,仍然堆在家中,尚未得到整理,同样也是个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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